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義者們，在道德倫理問題上，放棄了知識分子本來應負的理性責任，熱衷於代表人類、民族以至個人作價值選擇。—會兒一廂情願地宣稱儒家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方向，一會兒為“社會道德淪喪”的中華民族開出一個又一個救世藥方，一會兒又開導這個、教訓那個應該如何如何。而且還以道德聖徒自居，動輒就給別人來一個靈魂拷問和道德審判。自然，中國與西方的國情不同，在現代西方，知識分子與牧師的功能分化，前者注重於知識的研究，後者側重於道德教化。而在缺乏宗教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在曆史上還是現實中，實際承擔著智者與牧師的雙重職責。這可能是王小波未曾充分注意到的。這一現象是否合理，暫且不去討論，但王小波的的確確發現了這種“一身兼二任”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激情有餘，知識理性不足。道德激情—旦失去了知識理性的基礎，就會成為沒有思想底蘊的濫情，成為虛偽不堪的肉麻。王小波對這樣的道德激情是從來不屑一顧的。他表示：我之所以痛恨激情，是因為痛恨肉麻。在中國，我們看到太多的將肉麻當有趣的事情了。（29）
王小波雖然痛恨激情、討論道德理想的烏托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就是一個缺乏激情和理想的冷血動物。王小波的激情與理想是內在的、收斂的，而不是張揚的，擴張的。在他看似冷漠的理性背後，蘊涵著浪漫的情感、幽默的情趣和理想的衝動。然而，這一切僅僅屬於他個人，屬於他自己那個小世界，他絕對不會說自己的這種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是公共的、最好的，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相反地，他可以理解和寬容其他人不同的價值和道德取向；隻有一種無法寬容，那就是充滿道德殖民與精神侵略性質的思想專製和道德理想主義。
人們並不理解外表冷靜、內心熾熱的理性中人，往往被另一些情感外泄、氣勢若虹的魅力人物所迷惑。我們看到，在公共傳媒的聚光燈下，風頭最勁的大多是那些充滿道德激情的原教旨主義者，是那些語言華麗、修辭煽情，而思想底蘊蒼白陳舊的演說家和道德教化者。中國人似乎割斷不了將肉麻當有趣的聖人崇拜傳統，相形之下，像王小波這樣理性的、平實的、不屑於以道德煽情嘩眾取寵，而隻願本著一己之知識良知說話的自由主義者，常常被公眾所忽視，成為邊緣人物。
的確，在當代中國，王小波還是一個邊緣性的思想家。王小波所信奉的經驗理性的自由主義，還不為知識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更不用說社會—般公眾和主流意識形態了。即使在自由知識分子之中，歐陸唯理主義的影響，包括法國盧梭式的烏托邦激情與德國黑格爾式的真理神話，依然不自覺地擺布著多數人的思維和行動。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中，王小波的確是特別的。他身上那種罕見的英國自由主義氣息，那種集理性、冷靜、幽默和寬容於一身的盎格魯撒克遜精神，在狂躁而喧囂的中國思想界，確乎是特立獨行。
顧準當年經過痛苦的精神反思，從信仰走向理性，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他是那一代人中的思想先知。王小波承繼了顧準的精神轉向，在經驗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深、更徹底。他們的精神轉向雖然還是個別性的事件，然而對於中國思想史來說，也許意味著悄悄翻開的一頁。這一頁，今天的許多人可能還不懂，還無法理解個中蘊涵的深刻意義，但我相信，隨著中國知識界視野的進一步開放和思想反思的繼續深入，在顧準與王小波的身後，將會聚集起愈來愈多的同道和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