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哪。真是太難辦了，但像大多數困難一樣，它也有其閃光點。它的閃光點是西蒙斯副主教。西蒙斯副主教會知道該怎麼做的。她將把這件事交給他處理。
西蒙斯副主教與她的雇主相比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知道他要去哪、他正在做什麼，而且總是很確切地知道該做些什麼並且知道去做。一個自信的牧師。高大健壯的西蒙斯副主教到來之後，迎接他的是麥克雷太太的解釋、道歉和叨擾。同樣地，他也沒有引起警覺。
“用不著擔心，麥克雷太太，”他坐下來，一邊享用她為他的到來而準備的食物，一邊和藹地說。“我們會把這心不在焉的夥計找到的。聽說過關於切斯頓的故事嗎？G·K·切斯頓，是個作家。一次他去做巡回報告的時候給妻子打電話：‘我要克魯火車站。我應該去哪？’”
他大笑起來。麥克雷太太也敷衍般地笑笑。她並不覺得這很好笑，因為卡農·彭尼神父所做的事可能跟這完全是同一類型的。
“啊，”西蒙斯副主教讚賞地說，“你做的牛排真是棒極了！你是個了不起的廚師，麥克雷太太。我希望我的老朋友賞識你。”
吃過牛排又吃了些黑莓醬城堡小布丁——麥克雷太太記得這是副主教最喜歡的甜點心之一——之後，這好心的人就急切地將自己投身於尋找他失蹤朋友的行動之中。他精神十足地忙著打電話，對電話費毫不顧忌，這使得麥克雷太太不安地噘起了嘴唇，但並非真的反對，因為必須找出她主人的行蹤。
副主教首先例行公事般地試著給卡農的姐姐打了電話，她極少注意弟弟的行蹤，像往常一樣她一點都不知道他在哪或可能在哪。然後他就把網撒得開開的。他再次給伯特倫旅館打電話，盡可能精確地詢問了具體情況：卡農肯定是在十九號傍晚離開那兒；他帶著個 B·E·A（英國歐洲航空公司）小手提包，但他其餘的行李仍留在他恰好保留的房間裏；他說起過他要去盧塞恩開個什麼會；他沒有從旅館直接去機場，門衛明確認出是他，等他上了出租車然後按照卡農先生的吩咐讓出租車開到“雅典娜神廟”俱樂部。那是伯特倫旅館的人最後一次看到卡農·彭尼神父。哦，對了，一個小細節——他忘了把鑰匙留下來而是帶在身邊了。發生這樣的事已不是第一次。
打下一個電話之前，西蒙斯副主教停了一會兒進行思考。他可以給倫敦的飛機場打電話。那無疑會花些時間。也許有條捷徑。他撥了韋斯加頓博士的電話，韋斯加頓博士是個博學的希伯萊語學者，他幾乎肯定參加了那個會議。
韋斯加頓博士正好在家。一聽到是誰在跟他說話，他就沒完沒了地羅嗦起來，幾乎都是對在盧塞恩會議上宣讀的兩篇論文的貶抑性評論。
“很站不住腳，那個叫做霍加洛夫的家夥，”他說，“很站不住腳。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混上來的！這家夥根本不是個做學問的。你知道他是怎麼說的嗎？”
副主教歎口氣，不得不跟他來果斷的。否則，晚上剩下的時間很可能就會用於聆聽對盧塞恩會議上的家夥學者進行的批評了。有點勉強地，韋斯加頓博士被迫注意更加個人化的問題。
“彭尼神父？”他說，“彭尼神父？他應該去那兒的。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在那兒。說他會去的。一星期之前我在‘雅典娜神廟’見到他時這樣告訴我的。”
“你是說，他根本就沒參加會議？”
“我正是這個意思。他應該到那兒去的。”
“你知道他為什麼沒在那兒嗎？他捎去什麼解釋嗎？”
“我怎麼會知道？他肯定說過要去那兒。對了，我想起來了，他是應該去的，有幾個人還對他的缺席發表看法，以為他可能得了傷寒什麼的。非常危險的天氣。”他正打算回到他對家夥學者的批評，可是西蒙斯副主教把電話掛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