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昔者哲學尤眾矣，而久弱於法，自勝法後，專講物質、工藝、機電、電化之學，事事業業，皆有專學，講求不過二十年，今遂勝於英……故德、美兩國，將來雄飛大地，為英代霸，可決決也。
康有為能不感歎唏噓：
夫以德國之小國寡民，大治物質學二十年而霸，英即讓之，況於十倍德國之中國，以全國二十年之力講求之，其何有比焉！
《物質救國論》中康有為專辟一章為：“論中國古教以農立國，教化可美而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
自人猿揖別之後，東西文明分途，中國以農為本，以農立國幾千年，“蓋人道之始，惟需衣食，聖人因人道而為治也，乃以勸衣食為第一要務。”勸農勸耕，治水即治國，並有農時節令，精耕細作，專意農桑，衣被天下而天下治。幾千年農耕傳統，催生了華夏民族特有之文化、文明，並於歐洲之中世紀，中國封建社會宋朝時，無論物質與精神，均達致世界之頂峰，而以天朝大國自許，有萬國來朝之榮焉！然世界在變，無時不變，無事不變，此《易》之道也，《易》之係辭為孔子手製，且尚有他經，然當國者為一姓天下不知變，不願變，到清時已為病國病民，對內專事搜刮小民百姓，對外則以割地賠款為能事，是有康有為出，是有康梁變法而被鎮壓屠戮！
破幾千年以農立國之傳統，而講求新物質，進而代之以麵目一新的強國之道，此康有為先知先覺之又一端也。
在《德記稿》中，康有為說“古之富國以農，今之富國以工商……德今日躋富強皆以工商也。其農業且勿論，惟其農夫則大減，工商則大增，此最可留意也。”康有為其實已在論述農業機械化、現代化，乃至以工商部分地取代農業，告誡我們“最可留意”者，若今日改革開放之中國，正為之奮鬥者耳！於此，也可讀出康有為自身思想的一點變化，即較之以往之偏重政治製度之考量，而變得更為豐滿，南海所見之歐洲現實，所掇吸、采集之種種良藥，可歸結為一個字：新。康有為如此說新：今日物質學之既新、蒸汽、電化之機日出，無一而不易為機工之世界矣。校之於勞手足而為農世界，其比例可得而考焉。“機工之世界”，即工業時代也；“農世界”即農業社會也。康有為又說“農世界”何以必得進入“機工之世界”？
康有為言汽機論物質救國，以其一貫風格縱橫馳騁，突顯物質之於世界各國，人類福祉之重要，機工世界之勢不可擋。並有一係列“新”字：新物、新製、新事、新業、新物質，以及物質學等名詞，又有“故夫文明者，就外形而觀之，非就內心而論之”。呼之欲出者，實為另一新名詞：物質文明。然在強調物質、物質文明之重要時，康有為的“非就內心而論之”，似有偏頗，且在論述中亦有自相矛盾處。如言印度，南海認為是“風俗之至仁厚者，應以印度為冠焉”。故事：南海常與印度友人同行同遊，“中途忽抱曳吾繞道行”，南海不解而詫異，印度人“則指地下之蟻隊，慮吾之踐之也”。原來是擔心康有為踩踏螞蟻，一蟻亦一命也。南海居室中有蟲，命印度仆人撲殺之，仆不從，“責之則力爭之，以為不仁，終不奉命。”後南海與印仆協商，放之室外，“乃奉命。”一蟲亦一命也！凡是一切生命，印度人皆珍之惜之愛之護之。康有為又記道，深入印地之窮鄉僻壤，那裏的窮人“皆寂然坐道”，不會鬧嚷，且無喧嘩，有客來則讓道，頌經於途，隨所在野人家皆可入宿，把床讓出，自己席地而臥，且“受餐與被”，將行，康有為以金錢相贈，印人不受。印度之民，愛及蟲蟻，頌經修行，不爭鬥，不尚武，“故二千年來，累滅於外族。”是何故？康有為作結說：“則道德之舉鞭辟太深，仁厚遜讓之俗太甚所至也。今印度既滅，降為奴虜，為萬國所輕賤久矣。如以道德論文明，則吾斷謂印度之文明，為萬國第一也。”不能簡單地說，康有為把印度之亡，歸於道德文明深厚，而野蠻爭勇者反能勝出，南海在初見物質強盛，講求物質文明時，確有偶或無暇旁顧，不及其餘者。隨後於述及美國時，便有了修整，鋒芒所向卻是物質富強之另一麵：一國一社會，於物質充裕之後，“以尚富為俗，故恥貧而好利，有可以得金者，無不為也。”當時美國以蒸汽機所代表的工業化發展神速，“今大地號為最富盛、好自由之國也”，而凶殺犯害，親人互殘，蓋為其財。康有為聞僅芝加哥一埠，每年捉將官裏者“凡二十萬事”，又聞一歲殺人萬數，“多於英之滅波（波蘭）焉。”以當今之語言之，一切向錢看，無所不顧也。康有為另有憂焉：“然則所謂富強者，則誠富強矣，若所謂道德教化，則吾未知之也。”南海於此有明言道：“是其所謂文明者，人觀其外之物質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風俗言之，則忠信已澆，德性已漓，何文明之雲？美猶如此，何況歐洲各國日處競爭之中，如沸湯盤馬者乎？抑無待論證也。”
歐美列強以物質之競爭，激烈而如“沸湯盤馬”，康有為之先見之明，不待多久便有論證，其所憂者，所深憂者，實為物質富強之後，精神道德之淪喪，亦即“就外形而觀之”之物質文明，因此故，文明不僅是“觀其外之物質”，還應包括道德風俗、忠信、德性等“就內心而觀之”之道德文明或曰精神文明。
於是故，在反複強調物質，及農業社會必須改變而進入“機工”時代亦即工業化時代之同時，南海又有深長提醒我國人：推求中西異同，取歐美物質之長而補中國之短，為其時中國“急救之方”，然大醫良方必有君、臣、使、佐之配伍相得，也因此，國人萬勿棄吾國幾千年之傳統道德而妄自菲薄，中國有勝於歐美者也。
故以歐美人與中國比較，風俗之善惡，吾未知其孰優也。推其孰為衝繁簡僻乎，則道德俗尚之醇美澆漓可推也。如以物質論文明，則誠勝中國矣。若以道德論之，則中國人數千年以來，受聖經之訓（此指六經，徐剛識），承宋學之俗，以仁讓為貴，以孝弟為尚，以忠敬為美，以氣節名義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爭競為尚，則謂中國勝於歐美人可也。即謂俗尚不同，亦隻得謂互有短長耳。中國自古禮樂、文章、政治、學術之美，過於歐洲古昔，見於大地萬國比較說，既無待言矣。今者宮室、器用之樸拙，蓋由峻宇雕牆垂為大戒，機巧奢靡視為淫風，亦由道德之說鞭辟太過致然，非人巧有不如也。齋路士者，英國監布烈大學之漢文總教習也，嚐曰，華夏人之勤學及多識字，過於歐人。其貧苦而好學，不求利達，殆天性也。
瓦特之蒸汽機、歐美之物質，康有為目睹而心動，向往，卻並沒有把南海驅往一切崇洋之路，康有為格外強調，“論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現身說法說：“未遊歐洲者，以為其地皆玉堂瓊樓，閬苑瑤池，以為其人皆神仙豪傑，賢聖明哲，以為其政皆公明正直、平等自由。”一言以概之：歐洲即天堂也。康有為在遍遊歐洲十一國之時，所見的乞丐、窮困、饑寒、殺掠、淫盜、貪詐……“一切人情風俗事勢，乃皆與中國全同化合而無有少異。蓋凡人道皆有形骸，則皆待於衣食居住。”且不說中世紀時西方不亮東方亮，“即在近世論道德之醇厚，我尚有一日之長，即不易比較，然亦不過互有短長耳。”凡吾國人，倘因今日之歐洲以其一日強富，“而遂一切震而驚之，尊而奉之，自甘以為野蠻，而舉中國幾千年道德教化之文明一切棄之，此大愚妄也。”
中國缺少者，所以被欺淩者，物質也。“而所最大敗遠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間新發明之工藝、兵炮也。凡歐人於百年來，所以橫絕大地者，雖其政律、學論之有助，而實皆藉工藝、兵炮以致之也。”康有為在認定棄中國幾千年之道德教化文明為大愚妄的同時，大聲且反反複複疾呼者惟此一詞：物質！物質！“所以遜以歐人者，但在物質而已”，並直言我國傳統文化之缺陷：“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於形而下者。”即長於坐而論道，說經，考據、注解，雖有《孫子兵法》，雖然中國最早發明火藥，卻對造器、兵炮、艦船等等可以衝鋒陷陣之物質，一律陌生。形而上盛之極，形而下衰之極，是有康有為之驚天一問：“然則今而欲救國乎？”答案為：“專從事於物質足矣！”又有連珠妙語：“若舍工藝、兵炮而空談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則舉國人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而強敵要挾，一語不遂，鐵艦壓境，陸軍並進，挾其一分時六百響之炮，何以禦之？”康有為揭示了物質力量在競爭之世之雄霸與強力，它可以摧毀一切美好之事物，舉凡和平、家園、先人留存之古殿舊物，乃至即便“人人為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耶蘇與佛，無數無量，亦皆供人宰割之具，奴虜之用而已”。徐剛曰：先知與偉人之哀，思想與精神之痛，莫過於此也。或者又謂：先知、偉人，其思想其精神不死耶！豈不死？毒酒既喝豈不死？譚嗣同等頭既被砍下，身首分離也，豈不死？古來征戰白骨層壘萬骨皆枯，豈不死？或者再謂，有傳人而前仆後繼，然後繼者之後又有後繼之屠刀、槍炮、暴力，後繼者亦生死未卜也，有萬幸不死者而發揚之，隻可謂一死再死於前，偶有逃生者，命也。死而不死，象征也。於是，康有為說：“不觀耶蘇之生於猶太乎，不數十年而猶太為廢墟，七十萬人移於羅馬，科重稅以築哥林多廟而已。夫耶蘇為歐人之教主，而無救於猶太之滅亡。”不僅猶太亡矣，且耶蘇被釘十字架矣！故國不容先知若此？非但故國不容，且物質之暴力鐵釘釘於肉身也！又如佛教，南海謂：“佛能為東亞之教主，而無救於印度之滅亡”，其理一也。合掌念經，慈悲為懷，哪擋得英軍之槍彈？不死者，惟其精神、教義也。
物質如兵炮，於大地國家均不可或缺。有國便有界，便有地，便有城，便有人；國與國有競爭，甚至由競爭而戰爭，攻城略地，有守土衛國者之兵炮，也有強占他國之兵炮，孰輸孰贏，兵炮物質之威力大小決之，康有為告訴國人中國廣東之門戶是如何洞開的：
夫百年來歐人之強力占據大地者，非其哲學之為之也，又非其民權自由致之也，以物質之力為之也。汽船創始於嘉慶六年，至道光十一年遂以二艦駛入廣東，而盧敏肅督粵，調水師二萬、帆船三千，不能拒之。嗣是二十年間而開五口、開十一口，入北京矣。美之侵日本浦賀亦然。而安南、緬甸之滅，皆以此故。假令今日汽船未出也，則雖以歐美之文明事而加於今日十倍，為不能於中國少有所損也。有汽船之後，其壓力之速如此；未有汽船之前，則亙古萬年不相通。即如墨領周地球之後，歐人文明新學亦大進矣，而三百年相通以來，無分毫之能侵壓。當彼百年前，英既全滅印度矣，其勢亦已橫厲矣。而道光二十年時，領事義律尚拜跪於粵督前，戢戢惟謹。及汽船之速率日加，則舉歐西一切精奇之器藝兵力，盡舉而壓入，故致近來之戚戚也。故魏默深謂師其長技以製之。當時固未知歐人之別有文明、道德、法律、政治、文學、哲理之盛，而就中國本有之文明論之，則保國之道，中國所缺乏者，乃最在物質。假令當道鹹之世，乃遲至同治、光緒初時，大獎勵新器藝、新思想，則今日之製作已數十年，以我國力之厚、人民之慧，已可與歐人並驅爭先矣。豈複有來侮者乎？然則魏默深之論，至今猶為至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