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救國乃康有為一九○四年所開出之藥方，其時言救中國者眾，康有為在《物質救國論》中認為，中國變法未得其物質創造、創新之要領，而“誤於自由革命之說”。南海論自由，且約略介紹如下：
“自由”一詞，出現於“歐洲封建奴民之製、法國壓抑之餘”；
南海認為，中國已得自由平等二千年，施之者“己為不切”。
“英文非裏泵Freedom者，僅為釋放主義，尚含有法律之意。若日本所譯為“自由”二字，則放手放腳，掉臂遊行，無拘無束，任情肆意，不怕天不怕地之謂，則人道豈有此義理乎？”
康有為認為，“此等名詞，不特意偏而不舉，亦且理窮而難行，而可公然標為名理，從之者舉國若狂，不辨皂白，夫使中國而為野蠻文學之國則可也，然而中國已為五千年文學之國，而此等無理不通之名詞公然通行，視為聖人之金科玉律，豈不大愚哉？”康有為於舉世滔滔皆言“自由”時，獨說自由本義、及因為翻譯之不同而引起的誤讀，萬勿輕言南海反對“自由”，反對給民眾以“自由”，康有為難能可貴地指出，在一地一人群一族群中，絕無完全之自由可言，自由相對於不自由，是“有限之自由，而非無限之自由”。
觀察歐洲，從汽機到政體、法律，及自由之義、之程度，康有為說：
若謂歐美人得自由，則大謬之論也。歐美人至重法律，詗及纖微，一切皆不得自便，少不中律，罰即及之。其拘困服從過於吾國人百倍，安得謂自由也？歐美人又至重禮法名譽，若起居、動作、服食皆無法律，然風俗所行，苟有不協，則非笑嘲訕而輕薄之。生其地者，懍之畏之為謹，安得自由也？至於官吏有官吏之法律風俗，學生有學生之法律風俗，工商有工商之法律風俗，皆戢戢惟謹。是故動作有法，行事有度，謂之文明，而豈聞學生以不受師長之學規、汙壁毀牆，以為自由也？若以從法律、服教化，則斥為服從、笑為奴隸，則行遍歐美，其良民善士，無一非從教化、服法律之人，無有以逆法律、背教化為美者，亦無有以服從為惡者。
歐美重立法，重各種繁瑣之極之規章製度，而官民皆服從之，“少不中律，罰即及之”，自由於不自由之間也。然我國人對自由之理解，一誤再誤，一錯再錯，若今之說及自由，南海之論猶為新鮮者，且為若幹創言完全自由之士詬病，然南海之言自由，非但痛切當時亦痛切當今之時弊也，不能不讀：
明季學者，好擇二三字以樹義。王陽明稱致良知，湛甘泉稱隨處體認天理，耿天台稱知止，聶雙江稱寂然不動，劉蕺山稱慎獨，如此類者，不可更仆數。夫道有萬千，裘葛異時，舟車易地，兼備而後可行；有本有末，大小精粗，內外文實，陰陽夾持，乃可遍行。安有偏舉單詞偏語而可行者乎？即為至理，亦必偏而多弊，君子慮終計患，不敢妄稱也。況自由之無理者乎？法國當時隻以民人對君主之壓製言之耳，非就普凡人倫事理言之也。即孟的斯鳩之言自由，亦曰或言帶刀自由，或言留須自由，或言抗暴主之專製、開民權公議之自由，或言革命之自由，要皆含有法律之意義。夫於自由之上，用“帶刀”、“留須’等字，則有限之自由，而非無限之自由矣。
即今各國憲法，所號為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遷徙自由、出版自由者，亦所謂一事之自由，而非普通之自由矣。姑無論其言論出版之自由尚有法律之限製、文部之檢定，即以美之寬大，其得罪政府而無據者且下獄終身，或至殺，他義類是。夫既有法律，則是桎梏囚人而稍令遊園，或仍有足鐐而僅放手枷使之飲食，號稱自由，何以異此？然猶著明某事之自由以限製之，則自此一事外，皆不得自由可見矣。此皆出於歐土封建之世，及天主之教壓製之極，故誌士大倡此以紓民。若不著明某事之自由，而僅提倡“自由”二字為義，則必上無法律，下無阻礙，縱意恣浪，絕無拘檢，而後得完自由之義。然天下有此理乎？其可一刻行乎？
夫自由之義，孔門已先倡之矣。昔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吾亦欲無加之人。不欲人加，自由也；吾不加人，不侵犯人之自由也。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語意周至。然未至大同之世，尚未可行，故孔子謂非所及也。夫道非一言可舉也，是故一陰一陽乃謂之道。人之生也，若手足不能舒放，身體不得反側展轉，口鼻不許呼吸啼笑，則孩提已死，不得生矣。然若聽孩提之童自由，任其持刀弄火，則又安得不死故有聽其自由之時，亦有禮法拘束之時，此乃人道之自然。終身由之，不在辨難，不能去取，不能加減者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故自其極端言之，雖在重囚，亦有能行立之自由；雖在隋煬、武後，縱欲自恣，亦有不能行其誌之一時。然則舉天下之人，無一不少有自由，亦無一能自由者，特視其分數之多少耳。
若“自由”二字完全義，則雖萬千年大同世後，亦無能致也；必若致之，則惟野禽獸能然。夫野禽獸者，無法律之限製，無教義之拘檢，縱情恣欲，浪遊任食，真能得自由之完全義者也。夫禽獸之所以能自由也，以其無群道故也。人道以合群為義，以合群而強。既有群，則有人己之對待。既欲合之，則許多調睦和就之法，而萬不能行其猖狂浪行、肆情縱意之為。苟有此也，則性情乖戾，行事悖謬，所謂方命圮族而必不能合於其群。故自由之與合群，其義至相反。故苟天地隻我一人，無群可合，則不須法律，不須教化，則自由之義可立；苟有兩人，即當有法律教化，自由義即不立。蓋我欲自由，勢必侵犯人之自由，若不侵犯人之自由，則我必不能自由也。故夫自由之完全義，必無可致也。苟雲某事之自由，則已在限界之內，而他事不得自由，即不得立“自由”二字之義。是故吾先聖不立此義也，非不知立之也，以欲立之，而人群所不許有此義也。
康有為關於自由之定義，自由之有邊界，並以孩童之初生初長必得有手足舒放，鼻呼吸啼笑之自由，否則死。然聽任一孩童有持棍持刀弄火之自由，“則又安得不死？”孩童之自由也，南海定義為“有聽其自由之時，亦有禮法拘束之時”，孩童若此，況赳赳壯夫乎？況洶湧人群乎？況百族千類乎？
自由之另一誤解，則以服從為不自由，以不服從為自由，康有為之論，亦極精辟矣：
且人生於群中，自言語、飲食、衣服、動作，何一不服從於前人？雖極自立，然不從此則從彼，究何能免乎？且服從乃與自立為對義，不與自由為對義也。人生群中，事事須服從，亦事事須自立。不自立，則不能成一器用；不合群，則不能成一群業。此如車之有雙輪，屋之有兩牆，並行而立而相成者也。譬如合群磚以成屋，苟散沙則不能為磚，然磚而不方平如式，圓凸尖腫，則亦必棄去而不能為用也。且觀歐美人之行事，最尚專製，任立一事，皆必推立一長以主之，而下皆服從焉。故歐洲官製，有正長而無副官，故其事能行。蓋苟不服從而言自由，則為庖廚者浪遊而不作食，則眾皆饑死；否則必致人人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而後可也。如是則通工易事之義遂絕，亦人道可一日而息也。凡百作工者，不服從而言自由，皆舍業而嬉，而天下之事皆廢，則大地可一日而榛蕪也。若此則無理之言，豈能樹義？而舉國若狂，幾若以為救國之奇方大藥，亦可怪也，其愚何可及也！吾國人在唐世前，無裹足之俗，甚怪自宋後，何能天下移風，以裹足之苦而人人從之，甚可怪也。今之妄倡自由者，而舉國從之，曾何異乎？
推非裏泵之義，但主開放，蓋由法國風俗，壓製既甚，故以開放為上義。譬之久在囹圄者，一旦釋枷解鎖，得出獄耳，非謂可以胡行亂走，猖狂妄行，遇庫支錢，逢店飲酒也。夫釋枷解鎖之與猖狂妄行、遇庫支錢、逢店飲酒也，相去不可道裏計也。而以釋放誤譯為自由，此日本之誤也。而不知者，誤以日譯之誤而再演大之，又加中國已自由而加重其藥矣，宜其見大害而不見絲毫之益也。故釋放之義，在中國人施之於婦女、奴隸，則可也；施之於國民，則吾國二千年來，本已大受自由之樂，本無待於釋放也。若以未有選舉權以參政事，則索選舉權可也。夫選舉權之與自由，至相遠也，選舉權乃國政之一事，自由乃人身之無限，豈可混合之以生他病乎？凡立義皆有度量分界，何可於此大義以易世化民者而亂之。夫自立、釋放之義，各有度界，尚不能與自由亂，何況選舉權乎？
中國法律太疏，教化太寬，從此采用歐美，益當加密，今之遊歐美者當知之。一飲一食，一行一坐，發聲之高下，吐唾之回避，禮法益當整飭，恐令後人益不能自由耳。若無病加藥，日言自由，則必中風狂走，勢必士背學，吏犯法，工不職，弟逆師，子叛父，盡棄規矩、法度、教化而舉國大亂，不待大敵之來而不能一朝居也。其可行乎？以此化民，此真如洪水滔天，生大禍以自溺也。吾遊德國，整齊嚴肅之氣象，迥與法國殊。嗚呼！此德之所以強也，俾士麥之遺教遠矣。方今中國之散漫無紀，正宜行德國之治，而欲以自由救之，所謂病渴而飲酖也，其不至死不得矣。若夫革命、民主之說，則萬裏文明古印度之亡已為吾覆轍也，中國萬不可再蹈印度之轍，吾已別有書矣。故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說，皆毒溺中國之藥者也，其萬不可從，不待言也。
康有為所言之“自立”，即前文已述之分省自立之“自立”，非他義。
或有門人仍問計於康有為：“然究竟何以救國？”
南海有誨人不倦之遺風：“物質！物質！物質也！中國救急之方在物質。”
“何以行之？”
“一曰實業學校。
“二曰小學增機器、製木二科。
“三曰博物館。
“四曰型圖館。
“五曰製造廠。
“六曰分業職工學校。
“七曰勸工場。
“七者交舉而並行，互摩而致精，乃可為也。”（《物質救國論》）
“經、史、子、集還讀否？”
“焉可不讀！吾言增設絕非取代，補形而下之不足也。吾有形而上之精神道德、幾千年之儒學，優雅之美冠於大地，人民心有歸依；吾補物質如汽機兵炮以不足，中國非但為大國且為強國，何懼列強？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後，康有為早歸大化作天遊矣，吾必見之、樂之，於天上雲間拊掌而笑：吾見吾中國之富強也，吾且待世界大同矣！”
“美哉！善哉！伏望南海先生再有言以教。”
“無多也，尚有一言爾可記取，廣布吾民：‘當競爭之世，隻有讓人敬畏，無使人憐憫。’者（《法國遊記》）此意於吾後人亦不可不記，蓋大同之前，放之四海，而皆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