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當魏世，隸楷錯變，無體不有，綜其大致，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要以茂密為宗。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磷，當為今隸之極盛矣。
又寫《廣藝舟雙楫·敘目》句：
可著聖道，可發王製，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其形為之也。
這是為愛妾何旃理寫的，三太太愛看康有為寫字，為其研墨、牽紙，百讀不厭，亦不思不解，夫君對書道何以沉迷若此？書之以答也。
然後作詩，“母勞太夫人年七十八，就養檳榔嶼。十一月廿六新得子同篯，名所居曰南蘭堂”：
五年惆悵舞菜衣，
東望飛雲未得歸。
今幸板輿移就養，
先從海艦接音徽。
園林清涉衽席趾，
海浪扶看日月暉。
白華馨潔欣康健，
更喜含飴慰式微。
又：“戊申除夕祭先帝（光緒帝，筆者附識）後，望海獨立，思舊感懷”：
鼎湖龍去隻號天，
南海波臣泣墜淵。
大業未成殂中道，
馳驅莫效感終年。
孤忠永憶橋山劍，
末命哀傳玉幾篇。
慘澹明良何代事，
蕭條宇宙一澘然。
十載周遊大九洲，
戊申戊戌一春秋。
孤臣死罪慚衣帶，
國步艱難累冕流。
斧扆尚思天北極，
玉棺竟降殿東頭。
歲絕海看濤雪，
追念維新涕泗流。
康有為一生大概隻剃過一次光頭，“德宗景皇帝百日喪畢剃發，哀痛無時，感賦”。此其古製乎？抑或明誌乎？南海詩雲：
白發毿毿百日垂，
黑須盡白亦茲時。
明良遇合終天痛，
喪服禫除及禮期。
剃發六根終不盡，
感恩千古隻含悲。
孤臣道疾何能解，
永放江潭與海湄。
光緒帝亡故，對康有為而言，實意味著支柱摧折，大廈崩塌，亦是南海明君賢臣而行君子立憲圖強中國夢的破滅。康有為能不思緒如潮，感恩千古？由是想起，康有為以開拓之辭、開拓之思、開拓之態，直言國勢殆危，直指大臣無能，然舉國上下，仍“皆嬉戲偷惰，苟安旦危，上下拱手，遊宴從容”。“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為計，無恥者嗜利而借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燃而寢薪為樂。”倘說上引數語指向臣僚，而“今不築金湯之業，而築團雘之宮，不遊勳華之世，而遊藪囿之內，臣竊為皇太後、皇上惜之”。更有“今皇太後、皇上即不自為計，獨不為天下計乎？即不為天下計，獨不為列祖、列宗計乎”？引“《易》曰：其亡其亡，係於苞桑”。又引“《孟子》曰：‘盤樂怠敖，是自求禍’。”則是直指禁宮最深處了。此即《上清帝第一書》中寥寥幾句也。累代皆言真話難得，忠言逆耳，然真話一說，忠言既發，則往往被層層阻隔、拒之千裏，說真話者，發忠言者又被視作狂生，甚至罪人，此昨日之悲亦令世之哀也。
康有為《自編年譜》記：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年，三十一歲。居故鄉澹如樓，春夏間居花埭，均康家故宅也。張延秋招遊，五月到北京，九月遊西山，“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隻有此數年閑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又“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自黎純齋後，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諸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誠如《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之編著者孔祥吉在是書《序言》中所說：“康有為所倡導的百日維新，打破了不許士人問政的禁令，開創了一個知識分子幹預國家政治的新紀元。清季對讀書人控製極嚴，不許隨意上書，文人幹政，是要冒殺頭乃至誅滅九族風險。而《上清帝第一書》，又稱《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呈》，直指內政不修，國事危敗，忠逆不分，安危之間已時不我待，“乃欲為治，豈能待我十年教訓乎”？並建議學漢製、設儀郎、備顧問，燃眉之要者乃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一掃官樣文章之陳腐，有龍蹴虎踏、秋風落葉之態，此乃康有為及維新派急欲步上中國政治改革舞台之先聲也！時過十載有餘，此身仍為逋客，流落南洋。某日，康有為與母親在南蘭堂中對坐，勞太夫人弄孫喜樂，大有此生可慰之感。然總是高齡已近八十，南洋風光雖好，遠較香港濕熱，有還鄉意，亦更喜懷舊，言及銀塘蘇村西樵山澹如樓，唏噓罷，卻又問“爾三十一歲去京城，原說是去訪友的”。康有為答“是，到得京城後為馬江中法戰敗，以為國亡在即，便漏夜著文上書，後一發而不可收。至有今日，忠不能救國，且累及母親流離，兒每每念及，心痛欲裂，大不孝也”。勞太夫人點首卻謂：“自古有忠孝不能兩全說，然此說非也，吾兒大忠即為大孝。”康有為離座跪伏於母親膝下，流淚嗚咽：“謝母親大人。”勞太夫人扶起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爾可記得？”“沒齒不忘也！”
康有為朗聲讀畢，已淚流滿麵，勞太夫人亦珠淚盈眶，“惜乎未達天聽。”
故事：《康有為自編年譜》言及，投送《上清帝第一書》之過程，及翁同龢未將上書進呈光緒帝之原因為：
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許之上。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有言及“馬江敗後，不複登用人才”，以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時鄉人許、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謁彼。吾謂，彼若以吾為賢也，則彼可來見我；我布衣也，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何獨怪我卒不謁。故見恨甚至也。
康有為所雲乃為推斷也。孔祥吉的考證及論述有根有據：
康氏此說與坊間流傳的《翁同龢日記》影印本不盡吻合。翁氏《日記》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記曰：
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隻生釁耳，決計覆謝之。
孔祥吉又有新證：
但是，由新發現之重要史料證明，無論是康氏《自編年譜》，還是翁氏《日記》，對翁氏未遞《第一書》的原因，揭示得似是而非。新發現翁氏光緒十四年手書《雜記冊》中對翁氏未遞第一書另有新說。該書謂：
南海布衣康祖詒，擬上封事，由成均代遞，同鄉京官無結，未遞。其人初稱布衣，繼稱蔭監，乃康國器之侄孫也。
成均者，國子監之舊稱謂也。據此可知，翁同龢未遞《第一書》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康有為上書前，沒有取得同鄉京官的印結，與清代上書體製不合，當然不能代遞。
所謂印結，乃是在京師同鄉京官出具的本省人士的身世證明。這是清代無上書資格的人要向朝廷進言，通常須要交驗的憑據。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曾上達天聽，當時向都察院呈遞時，即附有康有為所取得的同鄉京官印結。都察院左都禦史裕德等人的《代遞康有為折》雲：
據廣東進士康有為條陳善後事宜一件，赴臣衙門呈請代奏。臣等公同閱看，該呈詞尚無違礙之處。既據該進士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遞前來，臣等未敢壅於上聞。……謹將原呈一件，恭呈禦覽，伏乞聖覽。謹奏。（《康有為變法奏章考》孔祥吉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
因為孔祥吉的論證，《上清帝第一書》之所以未能上達光緒之原因何在，終於大白。
康有為與翁同龢的故事尚有續篇，此亦孔祥吉孜孜不倦之所獲也。孔祥吉稱：“近期，因在美國見到翁萬戈先生家藏翁同龢未刊檔案史料，其中包括康氏《第一書》翁氏摘抄本，與翁氏光緒十四年《雜記冊》。”
翁同龢貴為帝師，且是戶部尚書，管翰林院國子監，學識宏闊，以正色立朝著稱，若非為《上清帝第一書》所感動，且是深深感動，對康有為改革朝政的維新思想，及其鋒芒之銳、文筆之美，由感動而生後生可畏可敬之慨，怎麼會有帝師摘抄一舉人文章之舉？因此故，孔祥吉的分析文字讀後深以為是：
翁同龢雖然未代遞康氏《第一書》，但是，並不等於康氏的《第一書》對翁氏並未造成什麼影響。實際上恰恰相反，康有為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筆，以及他改革朝政的計劃都深深打動了翁同龢。盡管現今傳世的翁氏《日記》以及此次新發現的史料，都沒有直接記載康有為的《第一書》在翁氏心目中留下了何種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個無法抹掉的事實是：翁同酥作為帝師之尊，卻能花很大氣力，將康氏撰寫的《第一書》作了詳細的摘抄，有不少段落都是一字不少的照錄。試想，如果翁氏認為康有為的上書無足輕重的話，他能花這麼大氣力親自去抄錄嗎
翁氏對康有為《第一書》印象深刻，還可以從另外一件事得到證明。據康氏《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記載：
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憾於割台事，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之事，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慚雲。乃與論變法之事，反複講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時未知上之無權，麵責常熟，力任變法，推見(薦)賢才。
上文中翁氏訪康不遇，據我的推測，應是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的事。翁氏是日記曰：
入署……歸時略早。飯後李蓴愙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
此處李蓴愙應是康有為。因為李蓴愙卒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絕不可能於次年閏五月訪翁；再者，李氏於光緒庚寅補山西道監察禦史，巡視北城，屢上封事，不避權貴，時已年過六旬，何能目為“狂生”故可斷定，此處必指康有為無疑。戊戌政變後翁同龢如驚弓之鳥，擔心舊黨落井下石，故對甲午至戊戌間之《日記》多有改刪，盡力掩飾他與康有為之交往。對於此處改刪，我已掌握進一步的確鑿證據：翁萬戈所藏翁氏日記原稿本，此處有非常明顯的挖補痕跡，可旁證乙未閏五月翁、康互訪是確有其事的。
時隔六七年之久，翁氏還就未遞《第一書》向康氏致歉，並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慚雲”。可見翁氏不僅摘錄《第一書》，而且還時加省覽，該書對翁氏影響之深，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