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心事蒼茫為誰(1 / 3)

第六章 革命——心事蒼茫為誰

天時墜兮威靈怒,

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遠。

常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

——屈原《國殤》句

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康有為重遊日本,寓神戶須磨,門人梁啟超之雙濤園,又築小樓臨海,名天風海濤樓,風濤相激,康梁師弟唱和,又有日本友人矢野文雄、犬養木堂把酒話舊,倒也清靜怡然。

十月,武昌起義爆發,《南海康先生傳》中同璧記道:“舉國行大革命,若捲潮倒河不可遏止。而列強環伺,危機四伏,先君不禁惴惴恐慄。乃考事變,計得失,怵禍患,作《救亡論》十篇,寄之上海,無敢刊者。”南海又“倡虛君共和說”,“虛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虛尊,如存一廟以保香火,名為皇帝,實不過一冷廟之土木偶而已,蓋妨英日之製以息爭焉!”

康有為對清室、對武昌起義持何種態度?

先是寫《擬宣統皇帝罪己詔》:

朕以寡德,臨長兆民,遺大投艱,罔知攸濟,匹夫失所,時為朕愆!邦基杌,時維朕罪!猥以幼衝,未嚐學問,股肱失選,輔弼非才,仁政莫施,德心不廣,每念時難,痛自毖懲。惟予小子無良,旻天降喪,水旱頻厲,四海困窮,金融乏絕,生計維艱,民生洊饑,多轉溝壑,此朕之辜也。朕乏知人之明,因人圮族,既不能阜民生之困,甚且脧商民之財,川民呼籲不聞,義至恭順,既強奪鐵道之股,複敢越職調兵,朕蔽於耳目,致釀大禍,民死無辜,致逾萬數,此又朕之辜也。朕不能振揚國威,屬多邊警,疆場未定,境土多虞,致國民震驚,不克安奠,此又朕之辜也。乃者秕政不綱,莫慰民心,盜賊遍野,豪傑解體。頃乃武漢告變,兵燹倉皇,四民流離,死傷鋒鏑,此又朕之辜也。夫立憲政體,雖有君主不負責任之文,而國會未行,憲法未頒,朕實有罪,深自怨艾,豈敢自卸責任,徒諉股肱。惟朕不德,萬方無罪,天宜降罰予朕躬,不宜降災於朕民。惟閣臣左右朕躬,實負責任,或以愨親倚畀,或以勳舊登庸,既無嘉謀入告,宏濟艱難,今更積釀亂源,生民塗炭,覆折足,危亂邦家。繩以立憲國例,皆宜解職,別組內閣,朕不得以親舊有私焉。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釀亂罪魁,情罪尤重,著交國會公議其罪。朕哀痛自艾,願與舉國臣民,自新更始,鹹喻朕衷。欽此。(錄自《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冊)

革命浪潮大有席卷之勢,時移勢轉,不可阻擋也。用康有為自己的話說是“自古以來,未有摧枯拉朽若斯之神速也”。這句話出自康有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與黎元洪、黃興、湯化龍書》中,據《康有為全集》編者稱,原函無年月日期,據函中“自漢口一役……至於今者,又彌月矣”句,推斷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其時,武漢那邊不可不記者有:十一月一日,北洋軍之湖北前線的馮國璋部,在袁世凱一聲令下後攻陷漢口,燒殺搶掠三晝夜,在漢口最繁華的礄口至蔡家巷“一焚無遺”、“老幼婦女被槍斃焚燒者,殆不可數計。”(《漢口災民致上海商會函》)

革命的殘酷在革命開始時,便顯露無遺了。

馮國璋部的北洋軍攻占漢口當天,清廷發上諭,告示全國,皇族內閣解散,袁世凱出任總理。統攬軍權,便宜行事。

攻下漢口不日,袁世凱即派幕僚劉承恩致書黎元洪,希望“早息兵爭,以安百姓”,“實行君主立憲,早日和平了結。”十一月八日,黎元洪複信,拒絕“君子立憲”,但表示如袁世凱讚成共和,當推任其為“第一任中華共和總統”。袁世凱就任總理北上組閣後,又密派代表與武昌起義軍方麵談判,到底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雙方相持五個小時不得要領而罷。

接著便是袁世凱一聲令下,北洋軍渡漢水克漢陽,又是大肆燒殺。

正是在“君子立憲”與“民主共和”,及戰與和相持不下時,南海寫《與黎元洪、黃興、湯化龍書》,條陳剖析,淋漓盡致,詳說“總統”與“虛君”之得失,中南美諸國爭總統之亂,憂中國一旦內亂再起,擁兵者割地自重,戰火之中生靈塗炭,南海謂:“今國政一切,事權一切,皆複歸於漢人,滅滿興漢之大業,皆已大定矣。天佑中國,經萬變後而得此新共和之製,如天之福,中國可安。大事可定矣。”既如此,兵爭可息,武漢三鎮皆我民也,豈可再置之於槍林彈雨、燒殺暴行中,而惶惶然出逃無路,惟死期可待,此兵連禍結,所為何來?斯時也,革命熱潮最沸之際,如康有為這樣的聲音可說絕無僅有,其雲:“然今猶南北相持,兵力相鏖者,非為排滿也,非為爭民族也,不過袁世凱之黨數人,與新都督數人相爭耳!此乃漢人自相內爭,如劉邦與項羽然,非複滿漢之爭矣。漢高祖謂項羽曰‘天下洶洶,生民塗炭,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皆為我兩人’,今亦然矣。”康有為痛心疾首深以為憂者,非南海自己,國家與億萬百姓“不知何以為生也”。倘若戰事不絕,列強正窺視以待機,康有為棒喝曰:“則非以保中國,且將以召瓜分而亡中國也。非以救同胞也,實戕民命,且絕生計,而日殺同胞也。問之舉兵仗義之初心,其果然乎?”

清王室名存實亡,袁世凱實己當國,倘行虛君而共和,開國會,“會議大政,公舉總理,公訂外約,則秩序不紊,爭亂可泯,中國猶可保存也。”可免“兩軍相當,驅國人屬於黨者相殺……則反不如虛君而不亂之良法也”。以爭總統而廝殺,中國人殺中國人,百姓死傷無數,流民哀號乞食,土匪趁機而起,此革命也,此革命乎?

誰為“虛君”之君?南海認為,“虛君”也者雖“木偶之虛君”,無任何之權力,但為象征,“惟需有超絕四萬萬人之資格地位,然後有定分而不爭焉。則舉國之中,隻有兩人。”以仍舊繼往“至順而無事,一和而即安,則聽舊朝舊君之仍擁虛位也。”康有為在虛君的選擇中,尚有另一人——孔子之後人——“先聖之後,孔氏之世襲衍聖公也。夫衍聖公乎,真所謂先王之後,存三恪者也,以為聖者之後,故其恪久存而不絕,其公爵世家曆二千四百餘年。合大地萬國而論之,一姓傳係,隻有日本天皇年曆與之同,其無事權而極尊榮……與其他日歲尋幹戈而爭總統,無如仍立一土木偶為神而敬奉之,以無用為有用,或可弭亂焉。舍孔氏亦無他人矣。”

時人謂南海好作狂人想、狂人語,一百年後讀康有為之書,傾聽康有為所言,此狂乎?此妄乎?虛君而求國家生民之安,斯時也,此非一策乎?其為保皇、複辟、反動乎?欲加之罪也,又何患無詞?那麼,康有為在武昌起義發生後對起義之態度如何?此函之開頭,即開宗明義,歌之、頌之、擁護之,書函之後即如上文所節錄,乃憂之、患之、建言之。南海此書函向被治史者忽略,實為重要且極為寶貴,是康有為五十歲以後,中國以武昌起義亦即辛亥革命為發端,社會發生極大之變革,國家又陷入極度混亂之際,康有為與時而進的思想、方略,政體、經濟、民生,至東北邊地、蒙藏之民族政策等宣示。

細讀康有為《與黎元洪、黃興、湯化龍書》,讀者自有明察,南海之深憂者,中國;南海之深愛者,仍是中國。無一己之私,無黨派之見,以所見所聞所有之識見和盤托出,其格也高其情也切。康有為信中說:“仆之素誌,凡天下無論何人何議,有能救中國、保全中國者,吾必舍身助之”,又稱:“公等與仆中國人也。”此非肝膽相照乎?

可惜其時大浪滔滔,人心浮動,黎元洪諸公正忙於和袁世凱談判,所謂南北議和也。和而非戰,是康有為所期望者,而其中的交易,袁世凱的計謀,則機關重重。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後的康有為,筆者且如此概括:仍為流亡客,卻作救亡思。然多少不解者為:當億萬人洶湧諾諾但言革命、共和之際,康有為又何苦以一人一筆屢發君主立憲之言?

讀《文史資料選輯》(中華書局1962年2月版)之二十三輯,康有為愛女康同璧《回憶康南海史實》,記道:“猶記王眉五先生於一九一一年在日本晉見先君時,曾直言詢問:‘何以人人皆談革命,推翻滿清,創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卻仍主保皇,擁戴君主立憲?’”其時王眉五乃十幾歲之熱血青年,對國家政體大事“竟有興趣”,而且麵對一個大名赫赫之長者“雖直言不諱,未以為忤也”。南海不僅“未以為忤”,康同璧文章又稱,南海“乃詳細為之敘述保皇、保商以及君子立憲之道之經過。曾記其言雲:‘我國民智未開,驟行共和,必致內爭。墨西哥之九十年內亂,法蘭西八十三年內爭,是皆前車之鑒。國已凋敝,如再割據內哄,其如生民乎?當今急務,不在政體之君憲抑共和,而在救亡圖存,避免內爭,休養生息,徐致富強,以防列強之瓜分耳!如不急當務之急,爭此一空名政體,試問亡國滅種之後,縱國體共和,豈能挽救於萬一?印度、安南即為例證。’”關於君子立憲,設虛君,康有為有比喻說:“虛一君位,執以號令全國,政令得以貫通,猶如一大廈,千百室設有電燈千百座,以一總開關,可以啟閉,則全樓之明暗一致。縱遠處地窨,距離千百丈,相間百十室,無礙也。苟無總開關以司啟閉,欲其全樓通明,非所取也。更值列強虎視眈眈,苟行共和,則必群雄割據,正中強夷之下懷,利用其奪利爭權,利用其鬩牆之戰,國其危矣!虛君,虛一土木偶爾,歐洲諸國,如英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等國,所以不惜百萬之俸,甘屈躬之禮,以立此土木偶者,蓋鑒以中南美爭總統之禍,與總統必專製之患,經幾許試驗,幾許戰亂,而後乃得此土木偶像之良法。《易》曰‘神道設教,萬民乃服’,斯時之意也。”

康有為對青年王眉五,誨人不倦也,吐露心跡,於今讀之仍不能不為之一歎:為國而憂,救亡之言!

於是作《救亡論》,其篇目及開頭如下:

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第一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第二

革命由動於感情而無通識說第三

新世界隻爭國為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為舊義不足計說第四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為輕重存亡論第五

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第六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必迎異國或異族人為君主之奇異說第七

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法說第八

虛君之共和國說第九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第十

救亡論

辛亥八、九月之間,舉國行大革命。吾惴惴恐慄,懼中國之亡也,橫覽萬國,豎窮千古,考事變,計得失,怵禍患,作《救亡論》以告邦人,寄之上海。是時革命之大勢,若卷潮倒河,人皆畏避,無敢刊者,即強印之,亦無敢購讀者,遂匿藏焉。今不幸而予言中也,吾懼後患未已。頃二次革命,流血數省,人民生計益絕。今雖少定,而伏莽於蕭牆,狡啟於強鄰,豈遂靖乎?法人亂八十三年而後國粗安,今國人皆有震悔於厥心,雖假共和之美名鉗壓人心,今或者言論自由耶?臥病數月,不能屬文,聊出舊撰方,以為邦人諸友鑒,雖於今多不切,亦有深切者。失時之雁,或亦不責之耶?癸醜七月一日,康有為記。

《救亡論》全文載《康有為全集》第九集,題目下有編者附注:“《不幸而言中不聽者國亡》輯入此文時略有刪節”。康有為殫精竭慮作憂亡之說,非危言聳聽,當時亂象實有可憂可患者也。

《救亡論》中“中國民生慘狀說”如下:

今且勿論亡國,但述兵燹之禍,其別有三。略言之,已足令人心折骨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