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推崇孔教，著《孔教會序》、《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等，其意在明孔子之道，以人為天生故尊天，人為父母出需敬祖，由萬物皆一體之仁，而忠而信而禮而義而孝，幾千年封建社會雖迭經變亂仍得於精神之維持發揚，文化之流布不絕，端賴於此也。而“漢光武免奴已先於林肯二千年，此非孔教之大效也”（康有為語）？
比之今日，孔家店被打倒已近百年，孔孟之道所存者鮮矣！然猶有打而不倒者，比如清明，掃墓、焚香、跪拜，泣而呼母、呼父，此尊祖也，孔教之殘餘也；比如奔波在外，連呼勞累，倘父母在，迅即趕往請安，攜酒菜，及養老資費，此孝道也，孔教之殘餘也。無此點滴殘餘，尚有美德可言乎？放眼至社會、商界，則唯利是圖，誠信盡失；至大學，則樓高也，園大也，學寡也，以升官、發財為榮也。學所以寡者，幾千年所傳之經典不讀，不知仁，不識義，日日手捧英語背單詞，“上網”東抄西摘，源頭既失，豈能不寡？學術既寡，則必不知敬畏；不知敬畏，則必寡廉鮮恥；寡廉鮮恥，則必風俗敗壞；風俗敗壞，則必善惡不分。梁啟超在論述作為宗教家之康南海時，有不朽名言：“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
徐剛於一百年後又說：雖孔教之在中國仍未大行，然觀全世界華人創辦之孔子學院數以百計，即便僅僅以孔子名，亦可說明孔子之不亡，而有思古之幽情在。國內學界，《論語》、國學漸為興起，有的學校已開始讀經，假以時日，托古以更新則必以揚孔教、興儒學為始，是時也，任公之語仍鮮活焉。
康有為總結、發明之孔子之道，也廣也繁，也深也簡，“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任公如是說：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
孔教者，強立主義，非巽懦主義。
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康有為還孔子、孔學、孔教之原，實質為“百日維新”掀翻舊製已潰壞之支柱，而以新進、新出之精神火光取而代之也。梁啟超概括說：“其從事於孔教複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辨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凡分三階段：一為排斥僅言修己之宋學，而不彰孔子救世之學；二為排斥劉歆之學，以其作偽且誣孔子誤後世，即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三為排斥荀卿之學，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簡言之，孔子之學，微言大義，與時俱進而日新，不獨當時當世亦為後時後世所備也。
梁啟超的另一段孔學之論，實為至重至寶，其內容前文雖有述及，可以不贅而贅之，隻為借任公之重，而期讀者重之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為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為《論語》雖孔門真傳，然出於門弟子所記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係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為靈界之書，《春秋》為人間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梁啟超上述所論開首：“昔中國之言孔學者”之一個“昔”字，深矣，遠矣，精矣！可知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大誇張。《易》與《春秋》有孔子之道在，加上《詩》、《書》、《禮》、《樂》，則孔教全矣，而《論語》亦可讀。推及宋、明、清之世，《論語》大行其道時，孔學之真諦實已相去甚遠，而在當今之世，六經廢棄已久，有《論語》之施教、講求，則可視為孔教孔學再興之先導，先易後難，漸至《春秋》，深入《易》之係辭，則國學重光，文化複興可期。然萬不可取《論語》代六經也！
康有為治《春秋》，首發改製之義，著《孔子改製考》，在康有為看來，孔子是對時俗之弊端的改革者，“故進退千古，製定法律，以貽來者。”（梁啟超語）
麵對民國之初“今以人心之敗壞，風俗之衰敝，廉恥喪盡……實數千年未有之厲。稍有識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國矣”。康有為說：
故凡國，必有所謂國教也。國教者，久於期其習，宜於其俗，行於其地，深入於其人心者是也！雖諸教並立，皆以勸善懲惡，然宜不宜者有別焉。故佛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言，於人道之條理未詳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惡，於歐美為盛矣。然中國四萬萬人，能一旦舍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然而今中國人也，於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又不尊信之，則是絕去教化也……嗚呼！吾之四萬萬同胞，而甘為無教之禽獸乎？
康有為又感而書之曰：
而新學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維治教之本原，以歐美一日之強也，則溺惑之；以中國今茲之弱也，則鄙夷之。溺惑之甚，則於歐美弊俗秕政，歐人所棄餘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極，則雖中國至德要道，數千年所尊信者，蹂躪之惟恐少有存也。於是有疑孔教為古舊而不切於今者，有以為迂而不可行者。籲！何其謬也。夫倫行或有與時輕重之小異，道德則豈有新舊、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新學者，竟然倡言曰：方今當以新道德易舊道德也。嗟夫！仁、義、禮、智、忠、信、廉、恥，根於天性，協於人為，豈有新舊者哉？
康有為之道德無新舊說，其時為新派學家詬病，乃至其學說、思想，被國人棄之如敝屣，每每以老頑固不屑之。從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到二十一世紀初葉，國人茫然於舊道德既棄，又不知新道德為何？而從古書堆裏躍出之仁、義、禮、智，忠、信、廉、恥，過時乎？無用乎？洶洶嚷嚷，孩童皆知言利之當今，我們缺少的不正是仁、義、禮、智，忠、信、廉、恥嗎？
姑且不論康有為所擬之以孔教為國教配天之議，是否實際操作可行，然今日我中國人以為自豪者，乃五千年文明史也，且從未中斷。而所以不中斷者，由古器物上之刻劃符號而甲骨文，而方塊字記載、接續而成也。接續記載者何？先民口口相傳之史前史也，後之《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諸子百家、唐詩宋詞元曲等，華夏文化精粹之大成也，而幾千年向以六經為本。關於六經，前文已有梁啟超詳說，或由孔子刪定，或由孔子手製，皆孔子之說也。倘謂幾千年從未間斷之中國文字，因為記載並傳承孔子之六經及諸子百家之經典，而大放異彩，謬乎？一旦我們遺棄經典，絕源斷流，不過百年，便文質索然，白話無文，套話成風，最美妙、鮮活、優雅的中國語言、文字，已流於粗俗、粗鄙，社會風氣隨之大變，暴戾與腐敗橫行，文質教化之用，殆無疑也。其例如蒙童小子，先學字，而讀經再造句，後作文。然後字以文存，然後文以字傳，然後章句聯翩，然後追古述今，然後寄情賦慨，然後文質彬彬，然後禮製倫常，然後諸子共鳴，然後靈均騷句，然後《史記》橫空，然後李杜相呼，然後南唐詞宗李後主，然後範仲淹、蘇東坡，然後《昭明文選》，然後《古文觀止》，等等等等，相繼而出矣！若有字而無文，言乎文明，言乎悠久，言乎教化？然字為文出，有字必有文也，天厚中華，不僅有文，且有經文大著，百家爭而共存，百花異而同放，所謂幾千年文字、文化、文明之流傳，蓋指此焉！一旦盡失祖宗之學，談何華夏子孫？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康有為送梁啟超先行回國，以最得力之門生省察國事，以圖後舉，又寫《大借債駁議》、《廢省議》，為中華之一統也。
康有為又作《孔教會序》，有無孔教會且不說，有無孔子之教，則關係國家、人民所倚靠之“楨幹”，如南海所言“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四通六辟，其道無乎不在，故在中古，改製立法，而為教主。其所為經傳，立於學宮，國民誦之以為率由，朝廷奉之以為憲法。”全文有說有理有情，對“宗教”及孔子“尊天事帝”有新解，實為論孔子、孔教之美文。
對孔教，國學於未來之宏揚，康有為滿懷期望。“同揚泗水之波瀾，共奏壁中之絲竹”也。
康有為所期望者，乃國家有所本，民心有所倚，國泰民安也。
康有為誠為民國當時之守舊者，不合時宜者，然假以時日，如今一百年後視之，南海非守舊也，非不合時宜也，乃日新而進也！
徐剛曰：康有為，先知也！偉大愛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