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的話，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賽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為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為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時候靜止著的樹葉，一點也沒有搖動。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抽著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裏一種沉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裏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麵聽著鼓聲，一麵聽到喊著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為什麼他喊著瓦夏？”我問。
“瓦夏是他的夥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風琴的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著瓦夏，那一雙肩頭一起聳起又一起落下，他的腿是一隻長腿一隻短腿。那隻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隻腿的蛤蟆一樣畸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非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非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著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非亞述說著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她“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什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賽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正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正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著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酒，他傷心……他給我們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情的號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那裏的歌？’他接著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著許多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它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賽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著‘家鄉’。可是，吉卜賽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著，她舉起酒瓶來跟著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著三弦琴。”
索非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為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為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爸總是說：‘那裏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裏啷啷的響著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非亞才從床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不要回去吧！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為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樣子再不像跳舞，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著糖果。
“索非亞進了醫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