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吳宓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與陳寅恪交往，後來，其《空軒詩話》寫到他對陳寅恪的印象：“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人之同於吾言。”吳宓的這一誇讚，直到今天，依舊不可推翻。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西南聯大最狂妄自大的教授非劉文典莫屬，他研究《莊子》，堪稱國內獨步，曾宣稱：“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即便是這位目高於頂的狂夫，也打心底裏服膺陳寅恪是國內最淵博的學問家，他曾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
十歲時，陳寅恪即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和佛書中；十五歲時，他陪二哥隆恪去日本，開闊了眼界；二十歲時，由親友資助，他考入德國柏林大學，其後，又入讀瑞士蘇黎世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他遊學歐洲，以自修為主，精研英、德、法、意等國家的語言、文字、學術，但求學問上的進益，不計學位之有無，絕不以收藏名校博士文憑為莫大之榮幸；三十歲時，陳寅恪入讀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古希臘文，由於吳宓為之八方延譽，其博學之名廣為人知；三十二歲時，陳寅恪重遊歐洲，入柏林大學研究院。“讀書須先識字”，“從史實中求史識”，其成熟的治學觀點從此確定不拔。
1923年底，毛子水抵達德國柏林，傅斯年從英國前來相晤，他對暌違多時的好友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同年，趙元任打算辭去哈佛教職回國，須覓一位哈佛出身者代替，他腦海中第一閃念便想到陳寅恪，陳的回信很風趣，說是“我對美國一無所戀，隻想吃波士頓醉香樓的龍蝦。”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留學歐洲的中國青年多涉足聲色犬馬場所，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的亂的不得了，他們說隻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由於國內時局動蕩，官費停寄，經濟來源枯竭，陳寅恪生活極苦，惟以幹麵包果腹，身體相當虛弱，猶自手不釋卷。有一回，陳寅恪和俞大維買票請趙元任夫婦看德國歌劇，他們把客人送到劇院門口就止步不前，楊步偉覺得奇怪，問他倆為何不看戲，陳寅恪說：“我們兩個人隻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幹麵包。”趙元任夫婦領了這份情，自然是又感動又難過。
1925年春，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欲以現代方法整理國故。起初，校方聘請梁啟超統攝院務，梁氏婉辭，轉而推舉王國維負責。論學問，王國維夠大，足以服眾，但他向來不喜歡糾纏於俗事，院務遂由吳宓主持。既然陳寅恪在吳宓心目中是當世最博學的中國學者，吳宓力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收到聘書後，陳寅恪由德歸國，以父病為由請假一年，翌年七月始就教職，住清華園工字廳，與吳宓為鄰，吳贈律詩給陳，項聯為：“獨步羨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還有一大講師——李濟之，一時間聲名鵲起，號召力極強，首屆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據藍孟博《清華國學研究院始末》一文介紹：“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與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誌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常引起許多人的羨慕。”陳寅恪口風幽默，曾撰聯送給學生，調侃得很到位，也很詼諧，他稱清華國學院的學生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梁啟超的弟子自然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王國維曾任清室南書房行走，教溥儀讀過書，也完全可以說，他的弟子與遜帝有同學之誼。
陳寅恪生活在多災多難的亂世，身體屢遭病厄，心靈極富敏感，他的痛苦和憂傷幾乎超過了他的承受力的極限，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掙紮著，抗爭著，居然活夠八十歲高壽，真可說是人間奇跡，粗粗計數一下，這位國學大師一生所遭逢的愁慘悲苦有以下五個方麵：
一是親友零落，傷逝之痛橫亙於胸，難以消受。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曆任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湖南巡撫，其為人足智多謀，且有實幹能力。曾國藩以兩江總督駐安慶時，待陳寶箴為上賓，視之為“海內奇士”，贈聯給這位青年後輩，下聯為“半杯旨酒待君溫”，足見其看重之意。陳寶箴一生做過兩件大事：為席寶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和大臣洪仁玕，這是第一件，是福；讚成維新變法，薦舉劉光第、楊銳輔佐新政，並在湖南巡撫任上勵精圖治，開學堂，辦報紙，興實業，勇為天下先，百日維新失敗後，他坐濫保匪人罪，被革職，永不敘用，退居南昌西山，兩年後即鬱鬱而終，這是第二件，是禍。祖父陳寶箴去世時，陳寅恪十一歲，對人生無常尚隻有膚表的認識。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另外三公子為丁慧東、譚嗣同、吳保初），其人饒有詩才，在清末詩壇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陳三立進士及第後，不樂做官，隨侍其父陳寶箴，於政務多有謀劃，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頭，陳寶箴遭嚴譴，陳三立對政局極感灰心絕望，他自號“神州袖手人”，從此遠離政治漩渦，致力於開辦新式學堂，但其愛國的心火並未熄滅。1932年，日寇占領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抵抗，陳三立從報紙上得悉戰況不利，愀然而有深憂，夢中狂呼殺日本人，全家都被驚醒。及至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遊說百端皆不許。詗者日伺其門，先生怒，呼傭媼操帚逐之。”（汪東《義寧陳伯嚴丈挽詩序》）陳三立因此憂憤成疾，他拒不服藥，拒不進食，五天後便溘然棄世。父親死時，陳寅恪四十八歲，國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間悲苦，味道轉濃。
陳寅恪的長兄陳衡恪，字師曾，畫壇一代大家，山民齊白石蟄居京師多年，寂寂無名，潤格甚低，多賴陳衡恪逢人說項，為之廣為延譽，且攜齊白石多幅國畫赴日本展銷，引起轟動，賣出天價。牆內開花牆外香，齊白石對陳衡恪自然是感銘肺腑，從他的悼詩——“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可以見出他們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親俞氏病亡，陳衡恪冒雨去市中購買棺材，晚間席地而睡，寒濕侵身，竟爾英年早逝（48歲）。一年之內，一月之間，母、兄雙雙亡故。母、兄死時，陳寅恪三十四歲，正遊學德國，噩耗傳來，痛斷肝腸。
陳寅恪與國學大師王國維相識相交僅一年時間，王國維生性孤僻，木訥寡言，獨獨與陳寅恪相見恨晚，兩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賞，論書論世，意氣發舒，至為契密，風義師友之間。1927年6月初，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絕命書中委托陳寅恪為他整理遺稿，信任之重非比尋常。陳寅恪猝失知己，不勝悲痛，他為王國維寫下《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清華學校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王靜安遺書序》等多篇文章，還有挽聯挽詩，其哀悼深惜之意見於字裏行間。在“碑銘”中，他特別強調“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說，這十個字是王國維的人生基調，也是陳寅恪的人生基調，為了堅持不離譜，不走調，他們都是孤注一擲，以命相爭。親友零落使陳寅恪一再感受到生命危如朝露的脆弱無常，但這僅僅是悲劇的序幕，此後，他作為悲劇的主角，還要飽嚐人世間的種種苦況，可以說，他大半生都在煉獄和地獄中度過。
二是生活窘困，抗戰時期，陳寅恪與夫人唐筼備曆艱苦，貧病交加，自不待言；國共內戰時期，物價飛騰，陳寅恪曾窮到以書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華大學絀於經費，無力供應暖氣，即便是陳寅恪這樣蜚聲海內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難以維持體麵的生活。冰窟中豈能住人？他隻好忍痛割愛，將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經和東方語文典籍賣給北京大學東方語文係，用以購煤取暖。1948年12月，陳寅恪夫婦與胡適夫婦同機離開北平去南京，在南京僅住一個晚上，即搭車離開，後來胡適到上海勸陳寅恪同赴台灣，陳寅恪婉言謝絕。半年後，他就欣然接受了嶺南大學代理校長陳序經的聘書，享受該校最高薪水，開“唐代樂府”一課，卻隻有胡守為一個學生選修，他照樣認真講解。傅斯年與陳寅恪素有交誼，且為姻親（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陳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為台灣大學校長前後，致力於實施“搶救大陸學人”的計劃，多次電催陳寅恪去台大任教，甚至要派專機來接，最後連“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徐堪和教育部長杭立武都登門來請，敦促陳寅恪去香港，答應給他十萬元港幣和一幢洋房，陳寅恪始終不為所動。他對蔣家王朝的種種倒行逆施多有領教，在和平時期，一個政府連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內第一流學者冬天取暖的小問題尚且置之不理，大潰敗之際，再來臨時抱佛腳，還如何能夠收拾人心，聚攏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