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視甚高，他吹起牛來盡興盡致。1942年，他從香港脫險，返回大陸，居然毫發無傷，他寫信給兒子梁培寬、梁培恕，大吹特吹：
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係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並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後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於人類生命有認識，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證其得失。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作。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會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個尋常穿衣吃飯之人，世界多我一個或少我一個皆沒有關係，則是安是危，便無從推想，說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將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人代得。從天命上說，有一個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應當沒有問題。——這一自信，完全為確見我所負使命重大而來。
大凡才雄氣壯的傲哥，個個善吹，儒家的至聖和亞聖都是吹牛高手，孔子吹噓得還算挨邊，“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吹噓得完全離譜，“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們的徒子徒孫吹噓一句“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也就不自覺過分了。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蒼的驕子，負有重大使命，降臨人間，自當眾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說的：“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份自信幫他挺過了一道又一道奪命難關。梁漱溟吹牛，吹到九十五歲，吹得極有底氣，全然沒有半點心虛，這倒是他的獨門絕活。相比之下，魯迅不怎麼吹牛，活得很抑鬱，甚至活得很焦躁，結果僅得五十五歲的壽數，不劃算啊！吹牛豈可不大吹特吹長吹久吹哉！
若細細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們確實會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頭，像鋼一樣堅毅的眼神，緊抿著的倔強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聲音，桀驁而高貴的氣質。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顯示出他的與眾不同。
1893年，梁漱溟出生於一個日趨式微的貴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時做過山西永寧知州，為防堵撚軍，三十五歲即瘁力而死。他父親梁濟清末時做過內閣中書，後晉升為候補侍讀，為人忠厚誠愨，好學精思，不願與世浮沉，不肯隨俗流轉。尤其難得的是，梁濟潛心儒學，卻非常開明，他並不逼迫子女死讀聖賢書，甚至認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學乃是一件正當事，應該“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資也不為過”。梁濟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認為他們總是以浮誇粉飾為能事，不講求實際。他不尚虛務，專重實效，以利國惠眾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傳和身教的熏陶，自然潛移默化。小時候，梁漱溟體弱多病，每遇天寒，則手足不溫，梁濟對他格外放寬尺度，和顏悅色，從不打罵，讀書也任他雜覽，不設範疇。
十四歲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順天中學堂。班上人數不多，卻是藏龍臥虎，後來出了三位大學者：張申府，湯用彤，還有梁漱溟。同學少年，最富熱情，梁漱溟與廖福申、王毓芬、姚萬裏結為自學小組，廖的年齡稍長，腦筋靈活，點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樓吃蟹飲酒，廖福申一時興起，說是同輩間稱兄道弟義結金蘭很無謂，倒不如以各人短處命名，借資警誡。此議一出，眾口交讚，大家都請廖來主持，他也不謙讓，略一思索，即給王毓芬取名為“懦”，給姚萬裏取名為“暴”，給梁漱溟取名為“傲”，給自己取名為“惰”，均是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讀中學時傲的表現確有一端，那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特別喜歡作翻案文章，有時出奇製勝，有時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國文教師十分惱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這樣一句話：“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詛咒了。好一個“傲”字，猶如硬幣的兩麵，既是梁漱溟的短處，也是他的長處，他一生吃虧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說是一種向上的力量，他能見賢思齊，並非目無餘子。讀中學時，他欽佩郭人麟的學問，郭比他低一班，對《老子》、《莊子》、《易經》和佛典頗有心得，尤其推崇譚嗣同的《仁學》，其境界相當不俗。梁漱溟將郭人麟平日言談集為一巨冊，題為“郭師語錄”，遂被同學譏為“梁賢人、郭聖人”，梁漱溟恬然處之，全無愧色。
時勢往往能決定一個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氣方剛，身處一個急劇動蕩變革的時代，要麼改良，要麼革命，沒有第三條路好走，在同學甄元熙的影響下，梁漱溟放棄君主立憲的改良主張，選擇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辮子，毅然加入汪精衛領導的京津保同盟會。梁濟是改良派，他告誡兒子不要鋌而走險：“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孰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從其後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第一次發生了衝突，各執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輕氣盛，自以為真理在手，不遑多讓，出語頗不冷靜，梁濟的感情受到傷害。
從順天中學堂畢業後，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國報》做記者。《民國報》的社長是梁的同學甄元熙，總編輯是孫炳文。梁原名煥鼎，字壽銘，寫稿時常用筆名“壽民”和“瘦民”，孫炳文則想到另一個諧音的“漱溟”，古人隻有枕石漱流的說法，漱於滄溟則是何等空靈，何等氣派！從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誠團結，永不分離。梁漱溟剛腸疾惡，又如何看得慣民國官場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再加上那班豬仔議員全然不以國事為念，隻知嫖賭逍遙，蠅營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極為厭惡。他遭遇到有生以來的第一場精神危機，讀過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之神髓》後，他對私有製的憎恨難以平息，對人世間觸目可見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難以釋懷。煩惱愈積愈多，卻無法開解，無處宣泄，梁漱溟感到極度的精神苦悶，於是他決定自殺，尋求一了百了的解決方式，所幸室友及時察覺苗頭，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經此變故，梁漱溟放棄了社會主義，轉而信奉佛學，他決定遵照袁了凡的那兩句話——“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認真做去。梁漱溟啃讀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與苦相始終的，人一降生，就與缺乏相伴俱來。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滿足是暫；缺乏是絕對的，缺乏之得滿足是相對的。人生的苦樂並不決定於外界環境的好壞，純粹取決於主觀，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欲望無窮盡，一個滿足了，另一個又會冒出來，很難全部滿足。當時，梁漱溟頗有點走火入魔，他十八歲即立誓不結婚，十九歲開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眾生，他決定從實處做起，精研醫術，懸壺濟世。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上連載《窮元決疑論》，其中心內容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論，獨崇佛學。說來湊巧，蔡元培剛從歐洲回國，已接任北大校長，他讀到這篇文章，發生興趣，便決定聘請梁漱溟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試想，一位二十四歲的青皮後生，沒上過大學，沒喝過洋墨水，隻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睞，就可以手執教鞭，登上北大哲學係的講堂，別說現在我們無法想象，當年也無法想象，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間，群賢薈萃，百家爭鳴，梁溟躋身其間，感到不小的壓力，他深恐不能勝任這一教職。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擔心難以擔當這個職位，隻權當來這裏研究、學習好了。”天下有這樣香噴噴的餡兒餅砸中梁漱溟的腦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開“佛教哲學”、“印度哲學”課程，又開“孔子哲學之研究”，既替釋迦說個明白，又替孔子說個明白，佛儒並舉，兩不偏廢。
正當梁漱溟的思想邁向豁然開朗之境，其父梁濟卻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梁濟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於清朝的覆亡，更痛心於“風俗”和“正義”的墮落。他一度也想尋求精神的出路，兩次投書剛由歐洲歸國的梁啟超，五次踵門拜謁，求寫一副扇聯，均未得一字回音，未獲一麵之雅。其後，他從報紙上得知梁啟超為伶界大王——“小叫天”譚鑫培題寫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的溢美之詞，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離六十歲生日隻差幾天，梁濟完成《敬告世人書》後，即自沉於北京積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產生震驚作用，讓毀棄傳統道德的世人捫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遺書中寫道：“其實非以清為本位，而以初年所學為本位。”他認為世局日益敗壞，竟至於不可收拾，乃是由於一班政客軍閥朝三暮四反側騎牆，不識信義為何物所致。梁濟的自殺早於王國維的自殺，他的死確實產生了轟動效應，報章連篇累牘地報道，國務總理不甘人後，也寫了還願匾。廢帝溥儀則乘機頒“詔”，賜諡褒獎。有哀感生敬者，當然也不乏批評蔑視者。梁濟自殺後，梁漱溟深感內疚，他回憶父親對他的多年教誨，反思自己的一貫忤逆，不禁深深自責。經此人倫慘變，梁漱溟閉關讀書，苦苦思索，兩年後，他宣布棄佛歸儒。對此，他的說法是：“我不是個書生，是個實行的人。我轉向儒家，是因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與人世間的需要不相合。其實我內心仍然持佛家精神，並沒有變……佛家也有派別。小乘過去被人稱為自了漢。大乘則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為了度眾生。度眾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這麼說，梁漱溟的道德勇氣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導他實踐的則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