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梁漱溟寫了一篇“自我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公開承認自己“不曾革命”。他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過去縱一事無成，今後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請，不顧年高，要去蘇聯留學，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論。這近似於一個玩笑，毛澤東沒理會梁漱溟的茬，隻同意他在國內遊曆，喜歡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創設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澤東當麵否決，他們的“蜜月期”便宣告結束了。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一身傲骨，好執異端，合作態度不鮮明，是那種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捅了個大簍子，他發言時講，共產黨依靠農民起家，順順當當奪取了政權，現在卻忽視民生疾苦，隻重視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他最為直率的話是這樣一句：“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的話講得這樣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辯白不可，他寫信給毛澤東，請求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以消除誤會。毛澤東同意在懷仁堂京劇晚會開幕前，給梁漱溟二十分鍾的見麵時間。可是梁漱溟越解釋，毛澤東越惱火，他要的是道歉，是認錯，而不是什麼喋喋不休的解釋。而梁漱溟固執己見，言語間與毛澤東頻頻發生衝突，結果不歡而散。
梁漱溟讀過《韓非子·說難》，應該知道，龍的喉下有逆鱗，攖之必怒，怒則殺人。他要明智一點，最低限度也該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調子越來越高，既不認錯，還要標榜自己是“有骨氣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話再說一遍。他的對抗隻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擊，如果這反擊來自毛澤東，當時中國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著走。更何況周恩來還以曆史見證人的身份，證明梁漱溟一貫反動，所謂中立隻是偽裝。毛澤東說：“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事情鬧到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戰意更濃，不膽怯，不退卻，硬著頭皮繼續頂牛，連何香凝、陳銘樞等人站出來為他打圓場，他也不領情。開大會時，梁漱溟僵持在講台上，非要毛澤東給他充足的發言時間不可，他的話近乎挑釁：“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你更加尊敬，如無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這豈不是藐視毛澤東的權威，逼他主動讓步嗎？毛澤東非常生氣，稱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騙人的資格，這就是他惟一的資本。至此，會場大亂，梁漱溟堅持要把自己的曆史和現狀解釋清楚，毛澤東給他十分鍾，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於是不少人指責梁漱溟狂妄之極，反動成性，通過表決，將他轟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澤東舉手讚成梁漱溟繼續講下去，卻是少數派！
“文革”期間，梁漱溟受到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在這樣的慘境下，他倒是沒有自殺，而是頑強地活下來，在資料全無的情況下，寫成《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誰說“文革”期間隻有兩部學術著作（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但其學術價值比那兩部官方認可的“傑作”要高得太多。
喜歡出風頭的人，永遠都有風頭可出；喜歡冒險的人，也永遠有險可冒。“批林批孔”運動一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當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一起加以批判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甘為鄉願，撰文批孔，大出風頭，尤其令梁漱溟氣憤，他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當時全中國隻有兩個人不肯批孔，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是吳宓。梁漱溟認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華，不能一概抹殺。至於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沒有人格。這家夥假扮馬克思主義者，編語錄，唱讚歌，說假話，既無思想，也無路線，隻是一門心思想奪權。將他與孔子強行牽扯，甚至相提並論，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騙了毛主席，毛主席錯認了林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當年，誰會像梁漱溟這樣直來直去地說話？他居然認為毛澤東養虎貽患，難辭其咎。這還得了！批判會不斷升級，從1974年3月到9月，曆時半年，大會小會一百餘次，火力夠猛夠烈，竟然轟不垮這位八十一歲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議。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鬥會上調侃道：“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會上同人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運動快要結束時，有人問他對批鬥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聲回答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匹夫’就是獨自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自己的‘誌’。什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沒辦法奪掉！”這話差點沒把那人當場噎死。
梁漱溟最後一次挨批判，則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1978年2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同時在北京開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製定新憲法。在政協會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經驗是，憲法在中國，常常是一紙空文，治理國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話是有根據的。就說最近十年吧，毛主席為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如果按黨章，劉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須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才能解決問題；如果按憲法，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必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解決。毛主席沒有那麼做，內在的原因據說是劉少奇並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黨內的上層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慮到首先在黨內高層開會就會遇到麻煩，弄不好就會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繞了個大彎子，直接從下邊開始，把熱情有餘的娃娃們鼓動起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國無寧日。結果被衝擊的就不單是劉少奇，還有許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攤子！而不是常說的‘一小撮’。毛主席的這種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憲法也限製不了他的所作所為。我還想過，為什麼毛主席能這麼做，而且暢通無阻，一呼百應，反對者甚少呢？我覺得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說他締造了黨，締造了國家，他的權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製地發揮了自己的這種權威，於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從人變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於中國的曆史，上個世紀以前不用說，本世紀以來雖曾有過各種紙上的憲法，但從總體看都沒有真正施行過。法統、法製、法治，種種法的觀念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對於人治，卻是多年來所習慣的……中國由人治漸漸入於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製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中國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劈劈啪啪落在了梁漱溟頭上，“攻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誣蔑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畢竟今時不同往日，批判隻是裝個樣子，誰也不再認真，火力之弱形同撓癢。後來，事實證明，梁漱溟的話講得對，他的預見也在逐漸成為現實。
一個人豁出性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單有道德勇氣是不夠的，他必定還有一種信念作為後盾：天地間有一個我，天地間就多一份正氣，浩然正氣是不滅的，它與日月星辰相輝耀，與宇宙天地相始終。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軟弱，缺乏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為胸中沒有養成這股滂沛的浩然之氣。梁漱溟曾寫過一副贈友兼自箴的對聯，“無我為大，有本不窮”，他的勇氣和信心皆源於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薩心腸，是現世的君子儒。馮友蘭被梁漱溟踢出門牆，但他對老師仍然敬佩不已，1988年，梁漱溟逝世後，馮友蘭以九十三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百年盡瘁”，無愧為“一代直聲”，這一評價允為確當，理應萬世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