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張競生獲得法國巴黎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學校長的聘書。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廣州領取校長的任命書，也就是說他有機會見到廣東省長兼督軍陳炯明，當麵向他遞交條陳，做些建議。有趣的是，張競生別的不關心，隻關心限製人口，提倡避孕，這似乎是在諷刺中國人“多子多福”的舊思想，也有點嘲弄陳炯明本人的意味，陳炯明妻妾成群，子女紮堆。陳炯明讀了這篇字跡潦草的條陳後，對潮屬議員兼財政廳長鄒魯說：“這是一位神經病！”言下之意是，讓這家夥當校長豈不是誤人子弟？張競生到底還是當了幾個月的金山學校校長，他大刀闊斧，辭退了一些名聲不好、水平不夠的教師，因此惹發風潮，有人在校內對他動武，有人打電報，發傳單，散布謠言，誣蔑張競生有神經病，是“賣春博士”（指他在《汕頭報》提倡避孕節育），鬧得滿城風雨，一塌糊塗。張競生悲憤填膺，灰心到了極點，險些跳海自殺。所幸不久後，雲開霧散，蔡元培聘請張競生去北大哲學係當教授。
在北大哲學係，張競生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相繼出版，在學界為他贏得了崇隆的聲譽。周作人對《美的人生觀》評價相當高：“張競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裏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吒，這是何等痛快的事……總之，張先生這部書很值得一讀，裏邊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時時看出著者詩人的天分……”當年，蔡元培倡議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質，張競生的思想與此暗合，理論與此呼應，甚得青年學子的歡心。在《美的社會組織法》中，他主張建設一個情愛與美趣的社會，其極端處，便是竭力提倡“情人製”、“外婚製”和“新女性中心論”。在封閉、愚昧和男權為中心的中國社會，張競生的浪漫派理論無疑是一根專捅馬蜂窩的竹杆，招來無數身著長袍馬褂的論敵。其“情人製”的理論大體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為樂趣，而愛情的範圍不僅限於家庭之內，故隨時勢的推移與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製度必定逐漸消滅，而代為“情人製”。
顧名思義，情人製當然以情愛為男女結合的根本條件。它或許男女日日得到一個伴侶而終身不能得到一個固定的愛人。它或許男女終身不曾得到一個伴侶，但時時反能領略真正的情愛。它或許男女從頭至尾僅僅有一個情人，對於他人不過為朋友的結合。它也準有些花虱木蠹從中取利以欺騙情愛為能事。但我們所應讚美者，在情人製之下，必能養成一班如畢達哥拉斯所說的哲人一樣，既不為名，也不為利，來奧林比亞僅為欣賞；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說的園丁，日常與花玩膩了，反與花兩相忘。實則在情人製的社會，女子占有大勢力，伊們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勢必自待如護花使者的愛惜花卉，然後始能得到女子的愛情。愛的真義不是占有，也不是給予，乃是欣賞的。
……在情人製的社會，男女社交極其普遍與自由，一個男人見一切女子皆可以成為伴侶，而一個女子見一切男人皆可以為伊情人的可能性。總之，社會的人相對待，有如親戚一樣：笑臉相迎，嬌眼互照，無處不可以創造情愛，無人不可以成為朋友。門戶之見既除，羞怯之念已滅，男女結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創造情愛的才能，創造力大的則為情之王情之後，其小的則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製之下，社會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樣衝動，蟻國一般鑽研，人盡夫也，而實無夫之名；人盡妻也，但又無妻之實。名義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實上，彼此準是情人。
張競生在法國生活八年，多次獵豔尋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樂趣。再加上他讀過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聖西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他主張“情人製”，乃是順理成章。可是國內那些觀念保守的人、頭腦僵化的人、性格沉悶的人、感情板滯的人，更別說以捍衛世道人心為己任的衛道士們，實在不能接受這套“歪理邪說”，他們視之為洪水猛獸，痛加攻訐和詆毀。有人認為，張競生以蜂、蝶、蚊、蟻四物為喻，等於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證“情人製”是下三濫的貨色。他們全都是情緒化的，不講道理的，輕則惱怒，重則忿恨，張競生還哪有辯解的地方？至於他所提倡的“外婚製”，從優生強種的立場出發，建議中國人多與俄國人、歐美人、日本人通婚，漢人多與滿、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與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為瞎扯蛋，當時表兄妹開婚尚被讚為親上加親，是人間美事，張競生的優生強種說就顯得過於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讚成。像德齡女士（近代華裔旅美作家）那樣見過世麵的女子，不願由慈禧太後作伐嫁給王孫公子，而願嫁給美國人，實在是不可多見的範例，由她來支持張競生的理論當然不錯，可是顯得太勢單力薄了。一向主張“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中國人，對“外婚製”的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1922年4月19日，美國生育節製專家山格夫人訪華，由胡適擔任翻譯，張競生陪同，在北京大學講演其理論。張競生一向主張節育，乘此機會，極力介紹山格夫人的主張，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收效甚微。亂世中保種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積穀防饑，養兒防老”的舊思想作祟，正確的節育主張無疑是出現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和一個錯誤的地點，難怪在知識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很少有人喝彩。
有一次，張競生經過上海，汪精衛請他吃飯，汪氏子女滿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也是讚成節育的，但結果竟是這樣嗬！”這說明讚成節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況那些反對節育的人。張競生認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產生出了無窮盡的精神快樂”，他還改動古詩句“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為“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兒孩”，勸女人不要輕易懷孕。若要小孩，則須出於優生的考慮，選擇惠風和暢的日子，以大自然為洞房，以樹影為花燭，享受和諧的性愛，由此而孕的胎兒，將來不是英雄，便為豪傑，其次也會是才子佳人。張競生的節育理論大受社會的咒罵，招致許多侮辱之詞，他反正久已習慣了，即使大糞澆頭，他也不再抱怨什麼。
1923年4月29日，張競生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發關於愛情的大討論。事由是：1922年3月，張競生南北議和時的同誌、留法時的同伴、北大生物係主任譚鴻熙喪妻後不久，即與妻妹陳淑君同居，而陳淑君在廣東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脫離關係，結果沈氏感覺受騙受害，趕到北京，大辦交涉，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斥責譚熙鴻敗德，陳淑君負義，鬧得烏煙瘴氣，滿城風雨。張競生發表此文，顯然是支持和聲援譚熙鴻的，他指出愛情的定則有以下四項：
（一）是有條件的；
（二）是可比較的；
（三）是可變遷的；
（四）夫妻為朋友的一種。
從1923年4月到6月，《晨報副刊》共發表討論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啟超、魯迅、許廣平、孫伏園都參與了這場爭論。全盤反對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中關於“愛情是有條件的”這一項爭議最大，張競生列舉的條件有六項內容：感情、人格、狀貌、才能、名譽、財產。“地位”包含在“名譽”中。條件愈完全，愛情愈濃厚。極端的人認為愛情是神秘的，是無條件的，次者認為愛情隻以感情、人格、狀貌為條件，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若以財產為前提，愛情就未免庸俗和勢利，沾染上了銅臭味。殊不知空著肚皮是無法戀愛的，魯迅在小說《傷逝》中已痛切地總結出，“愛情要時時更新、生長、創造”，首先必須保證溫飽，保證衣食無憂，否則愛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無從談起。
反對纏腳，提倡天足；反對束胸，提倡大奶；反對偷生，提倡殉情；包括製定愛情的遊戲規則，張競生覺得這些還遠遠不算過癮，他真心想研究想討論的是進乎其上的男女性愛，這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座荒蕪的園地，或謂之禁區也不為過。1923年5月，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競生出任主席，他擬定風俗調查表，列出三十多項，其中有“性史”一項，教授們討論選題時，覺得性史的調查和征集應另立專項。1925年深秋，張競生在《京報副刊》上發出《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啟事，正式向社會征集性史。來稿出乎意料地踴躍，他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語，編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幾乎是立竿見影，許多學校貼出查禁此書的公告，它們反而起到了促銷的作用，《性史》不脛而走。衛道士們猶如祖墳被挖，無不暴跳如雷，遂引發軒然大波。這七篇講述性經曆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淩、性衝動、性覺醒、性遊戲、性饑餓、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諧、性高潮等多個方麵，張競生在批語中一一給予針對性的評論。尤其出格的是，張競生提出“新淫義”：“我們所謂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間有情與無情。若有情的，不管誰對誰皆不是淫；若無情的，雖屬夫婦，也謂之淫。”有情為不淫，無情方為淫，《紅樓夢》中，寶玉被稱為“天下第一淫人”，即是“天下第一有情人”的意思，與張競生的“新淫義”並不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