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史》第一集擺事實，講學理，對症下藥，對國人的性蒙昧有撥雲見日之效，卻不為保守派所容，在他們的青光眼看來，《性史》乃是淫書，張競生的所作所為全是誨淫，不僅誤導青少年，而且敗壞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辯，千夫所指，到了這個地步，當然沒有了學術領域正常討論的餘地。
後來，張競生在《兩度旅歐回想錄》中憶及往事，有一段話算是自我辯白，值得一讀：
有人要這樣問：“既是學者，又有錢遊曆全世界，別項學問又那樣多，偏去考究那個穢褻的陰戶問題，實在太無謂吧！”現先當知的是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點，常人與學問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說，不肯研究，隻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學問家則一視同仁：他們之考究陰戶與別項性問題，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運行，日月出沒一樣。這個並無所謂穢褻，與別種學問並無所謂高尚，同是一種智識，便具了同樣的價值。且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而民族學、風俗學等，又在在與性學有關。學問家，一麵要有一學的精深特長；一麵，對於各種學問，又要廣博通曉。無論哪種學問，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問題。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禮教依舊森嚴，《論語·顏淵》中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仍是中國人的行為規則。張競生衝決網羅，破壞陳規，糾正陋俗，惹發眾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學要戰勝蒙昧，需要膽識，也需要時間。張競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誤解和打擊，自然無法避免。生物學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觀念並不保守，他對《性史》也感到不滿足，認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論料得來的結論，而不是論料本身。”殊不知英國性學研究大家藹理士的煌煌巨著《性心理研究錄》中也附有數十條性史以為佐證。光有論證而無論據，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在《性史》第一集的序言中，張競生用金聖歎批《西廂》的口氣預作恐嚇之詞：“這部《性史》不是淫書，若有人說它是淫書，此人後世定墮拔舌地獄。”說話嚇人並不管用，這本書照樣還是給張競生惹來一身蟻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殺於印刷廠中，然而坊間立刻有多種偽本流行，還有一本跟風之作《性藝》，是舊派小說家徐卓呆和平襟亞合著，盜用張競生之名出版，賺得瓢盈缽溢。《性藝》的內容是：張博士登報征求性友，每日都有一個女子叩門應征，實驗性生活，其中有姨太太、寡婦、優伶、舞女等諸色人等，各有一套性技藝，其中尤以刀馬旦在博士身上劈叉最為絕妙……張博士雖然大言不慚，提倡性學，實際上缺乏見識，每日被這些女人狎玩，等於是一名男妓。結局是，有個女人節外生枝，帶來愛犬，不慎咬到張博士的“小博士”，一代奇人就此一命嗚呼。總之，這類書賺錢自有其人，罵名則由張競生悉數背負。正是在此期間，張競生得了個“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蟲”的惡號。
1926年夏，張競生依照蔡元培校長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員授滿五年課程後，即可帶薪去國外遊學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買舟泛洋。不巧的是，這時候奉係軍閥張作霖攻入北京，趕走了馮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長職務，任命劉哲為北大新校長。奉軍入京後，瘋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人，《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北大政治係教授李大釗先後遇害。在這樣白色恐怖的局麵下，蔡元培所定的規則自然被推翻，張競生出洋遊曆的資格和資金已沒了戲，北大教職也泡了湯。他滯留在上海，為生存考慮，便與友人謝蘊如合股貳仟元，謝任總經理，張任總編輯，在書局林立的四馬路開辦美的書店，專門發行張競生編譯的“性育叢書”，還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張競生在《性育叢談》中大談“第三種水”（即女性在性高潮時所出的巴多林液，世俗稱之為“淫水”）和性部呼吸，比《性史》第一集走得更遠。由於張競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書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員的吸引力（此前，書店普遍隻用男店員），開張之後，門庭若市，張競生在附近的飯店辟有專桌專座，每天開流水席，朋友來了隨時管個酒足飯飽。有的買書人進書店時故意用戲謔的口氣詢問女店員：“第三種水出了沒有？”一語雙關，女店員起先會紅著臉作答，久而久之也就不害羞了。生意太好，遭人嫉妒，當年，上海的書店業由江蘇人把持，張競生是廣東人，謝蘊如是福建人，都不在這個體係中，兩個書呆子又不肯去拜碼頭和多方打點，江蘇幫便串通警局，專找美的書店的晦氣，每過一段時間，張競生即遭法院傳訊，警察即來罰款數百元，並且搬空店中書籍，這樣頻頻搗亂，紅紅火火好端端的美的書店即被摧殘得生氣全無，惟有關門大吉，宣告倒閉。
張競生真是一個極度恪守個人信念的人。像他這樣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請他證婚，已屬一奇；他證婚時大談特談夫妻性生活，大談特談“第三種水”噴出的快感，則更屬奇中之奇，堪稱驚世駭俗。這次證婚大約在1926年冬天，地點是上海東亞旅館內，一次集體的文明婚禮，證婚詞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雜誌創刊號上，題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鑒賞與其歡心》。張競生勸導新郎要有耐心，要知體貼，以三日為期，盡得新娘的歡心，然後收獲圓滿的性快樂。有一段說給新娘的話是這樣的：“在此，我又常告訴新娘們，當性交時，你們應大膽地處於主動地位，雖第一次也不可太過謙讓，謙讓就要自己食虧。你們新娘如能主動，則雖第一次不覺得苦而覺得樂，因為第一次也可達到‘第三種水’噴出的快感。你們女子們每次必要交媾主動而以出‘第三種水’為限，則不但你自己快樂，將來由此生子女時也聰明強壯。交媾本是男女二人共同之事，理當由男女分工合作。如有一方不盡力，則失了交媾的真正意義。”他對新郎說的話更屬離譜，他談到處女膜無足輕重，男人不要對此小題大做，糾纏不清：“若知新娘確與人有染，你們於肉體上應當慶幸有人為你們打破難關，使你們坐享便宜。因為處女膜的存在，正為使得第一個男子種種不便宜與使女子種種的留難。至於交媾的快樂，不在處女而在女子的‘老練’也。於心靈上，你們新郎應知前此之事於你何與，但求今後伊能真愛你就好了。伊能愛你與否不在處女膜有無，而在彼此的情感，而遇這些與人曾經偷情的女子，你們更盡心恢複情感，這是一件情感競爭上更有趣味的事情。若你們新郎有這樣態度，包管新娘感激流涕，懊悔前時無主宰，再安排新生命為新郎享用！”天下證婚人千千萬萬，沒有像張競生這樣娓娓而談性事的；天下證婚詞萬萬千千，也沒這一篇如此殷切關懷生命的。張競生比那班偽君子和真小人要偉大得太多，他的功德完全被人故意遮蔽，有意低估了。
張競生的理論和他推廣這些理論的行為確實太超前了，別說一般智識的人難以理解，就連擔任過北大代理校長和校長的蔣夢麟（他的心胸雅量比蔡元培差得遠），也認為張競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馬。1927年，張競生攜同家人到杭州遊玩，適值蔣夢麟擔任浙江教育廳廳長，正是他向省府提議，拘捕張競生，罪名是“宣傳性學，毒害青年”。所幸張競生得到老朋友、民國元勳張繼的關照，才被從輕發落為：驅逐出境，三年不許踏入浙江半步。
軍閥當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殘，文化衰敝，國內的環境實在太惡劣了。蔡元培旅居歐洲去了，張競生亦步其後塵，第二次赴法遊學。他得到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的私人資助，遂以翻譯外國名著為職誌，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譯二、三百種，但由於大筆經費無法籌措，終於隻譯出盧梭《懺悔錄》、《歌德自傳》等數種，湊成一輯“浪漫派叢書”。張競生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豔遇，他去日出島參加天體運動（與情人整日裸體相處）最有特色，但他對此涉筆不多，顯然是意興闌珊了。
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張競生已經六十多歲，枯木逢春，老樹開花，經人介紹，與南京的一位資深美女（37歲）建立戀愛關係，在張競生的提議下，兩人在石頭城與五羊城之間頻頻鴻雁往返，張競生美其名為“通信試婚製”，結果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算是徹底勾消了張競生長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侶的恨憾。張競生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學，又由於“名聲不好”，得罪的學界權威太多，各大學皆不肯聘他為教授。1953年，廣東省成立文史研究館，他被定為首批館員，寫了幾篇回憶錄，較有價值的有1959年4月撰寫的《南北議和見聞錄》，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傳：《浮生漫談》、《十年情場》和《愛的漩渦》，先後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他的晚景終歸於恬淡，“文革”對他的衝擊似乎並不大，這位發誓要活到一百歲的老人，八十二歲時因腦溢血猝死於故鄉的茅屋中，而不是批鬥場。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沒有娶歐婦，二是沒有辦成現代化的潮州大學，三是沒有完成翻譯二、三百種世界名著的宏願。至此，他隻有飲恨九泉了。
有人稱張競生是中國人口學和性學領域的拓荒者，這大致是不錯的，他倡導節製生育比馬寅初要早出許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驅中的先驅。還有人稱張競生是中國文壇的一顆流星，是中國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蹤者，他失蹤了半個多世紀，在國內圖書館中很難再找尋得到他的著作。
魯迅曾在雜感中寫道：“至於張競生的偉論，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許這樣說的。但事實怕很難……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魯迅的調子太悲觀了一些，他的預言完全失準。張競生的許多主張（節製生育、性解放等），如今都已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甚至超出了他的原意。
顯而易見，張競生身上也有凡人難以克服的弱點，以至於實踐與理論常常無法同步合拍：他極力標榜“新女性中心論”，讚成情人各得自由，互不幹涉，可是他對自家那位動不動就玩出走遊戲的情人褚問鵑女士（“中國的娜拉”）不夠厚道，不夠寬容，在《新文化》月刊上發表《恨》一文，自曝家醜，極盡譴責之能事，不僅吐了惡言，還動了拳腳，被人捅到報紙上，好不難堪；他主張節製生育，自己卻有五個孩子。凡此種種，大醇之中確有小疵。但他整體上還是有趣的，可愛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國人能忘記他半個世紀，甚至一百年，但絕對不可能將他從集體記憶中永久刪除，他激活人性的壯舉終將為中國有識之士所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