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襲袈裟，一串念珠，一雙芒鞋，一隻盂缽，一身瘦骨，一懷愁緒。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他踟躕於十九世紀末的血雨暗夜，徘徊於二十世紀初的腥風長街。他命定是弱者中的強者，卻又是強者中的弱者；他命定是詩傑，是情聖，是丹青妙手，是革命和尚，卻又是斷腸客，傷心人，薄命者。參禪則意猶未定，避世則情猶未絕。他萍蹤浪跡，四海為家，如此悲苦交煎之心，如此蒲柳弱質之體，卻偏要向天涯更遠處漂泊，漂泊……
八十餘年風雨後，我們邂逅於西湖邊，孤山下，他依然清瘦若雛菊，憂鬱似丁香。未及叩問，未及攀談，閃霎間，他便如一葉薄薄的剪影隨風飄逝了，隻聞見茫茫白水上傳來琅琅詩聲——
契闊生死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這回，他真的走了，毅然決然地走了。這位天下第一癡子果真能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果真能拋閃得下三寸靈台上那個如血奔心的“情”字？
要了解蘇曼殊（1884-1918）煙花般燦爛而又短暫的一生，則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他的身世謎團——那不願示人的“難言之恫”，一個至死也未能解開的心結。
蘇曼殊的父親蘇傑生原籍廣東香山縣瀝溪鄉蘇家巷，青年時期赴日本淘金，三十九歲時身任橫濱英商萬隆茶行買辦，他還在國內捐有官職，算得上左右逢源，春風得意。蘇傑生隻有一個毛病，那就是寡人好色，他腰包裏攢足了閑錢，就忍不住要美美地享受一下齊人之福，妻子黃氏留在國內，鞭長莫及，在日本侍奉他的是兩位姬妾，一位是日本女子河合仙，時年三十六歲，一位是中國女子大陳氏，時年十七歲。蘇傑生意猶未盡，又將河合仙的胞妹、時年十九歲的河合若勾引失身，蘇曼殊便是這場不倫之情珠胎暗結的產物。河合若將私生子留給姐姐撫養，然後半羞愧半欣喜地嫁給了一位仍在服役的海軍軍官。從此，小宗之助（蘇曼殊的日本乳名）脈管裏流淌的便一半是大漢民族的精，一半是大和民族的血；一半是鹹腥，一半是苦澀；一半是無語話淒涼，一半是有心傷離別。“世上飄零誰似我”，在他心目中，東瀛與赤縣，都是故國，又都是他鄉。
四歲時，蘇曼殊隨河合仙暫住東京，他天資穎秀，才華早露，“伏地繪獅子頻伸狀，栩栩欲活”。就在那年，一位過路的相士偶然見到雙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駐足感歎道：“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征也。”天機乍泄，當時卻無人會意。
蘇傑生喜歡這個夙慧天成的兒子，樂得由他來延續蘇家的香火，光耀蘇家的門楣。六歲時，已改名為戩的曼殊隨嫡母黃氏漂洋過海，回到廣東香山瀝溪老家，入讀鄉塾，他那病病歪歪的身子骨多少有些招架不住。何況身世成謎，平日裏他受到族中子弟的奚落和排斥，似乎連阿貓阿狗都有資格瞧不起他。曼殊天性敏感，內心的悲憤無處訴說，其痛苦可想而知。曼殊九歲時，河合仙與蘇傑生關係破裂，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更是墜落穀底。十二歲那年，他大病一場，竟然被當家的大陳氏棄置於又髒又破的柴房，飽嚐饑渴之苦，險些一命嗚呼。度過此劫後，曼殊決意逃離家庭，人世是紅火坑，佛門是清淨地，這個簡單的比較法慫恿他追隨新會慧龍寺的讚初和尚一路化緣而去，讚初大師有相當不錯的識力，他一眼看出蘇家這孩子聰明過人，將來必定能成就一番慧業。於是他攜曼殊前往廣州長壽寺，讓一個流浪的靈魂暫時找到了遮風擋雨的屋簷。然而好景不長，由於饑火焚身，曼殊偷食鴿肉，違反了寺規，嚴厲的方丈不肯饒恕，下令將他逐出山門。
蘇曼殊第二次出家是在1899年，十六歲上下，他初戀受挫，負氣從日本回到廣州，決意皈依蓮座，永讚三寶，堅心事佛，蒲澗寺方丈念他身世畸零，遂將他收為沙彌。然而曼殊情根未斷，塵緣未了，所謂“出家”，腳在空門內，心在空門外，又豈能絕智滅欲？隻不過是走一回過場。有位來自草堂寺的遊方僧常見曼殊眉目之間堆砌愁慘之色，便問道：“披剃以來，奚為多憂生之歎耶？”曼殊坦誠相告：“今雖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好個“以情求道”，這不是緣木求魚嗎？他在蒲澗寺沒住多久，便悄然離去，再度返回日本橫濱。
蘇曼殊第三次出家是在1904年1月4日，他在香港《中國日報》謀職未就，心灰意冷，攜槍刺殺康有為，也無從下手。他要殺這位保皇黨領袖，起因是康氏吞沒華僑捐款，致使唐才常領導的武漢自立軍起義因經費支絀，槍彈不足，被迫延期，謀泄而敗，二十餘位誌士身首異處。離港後，蘇曼殊前往廣東番禺縣雷峰寺（一說為海雲寺）削發為僧，具足三壇大戒，皈依了主張“我心即佛”的曹洞宗。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竊取已故師兄博經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證明和戶口）後，即重返香港。
1904年春，蘇曼殊以玄奘、法顯為榜樣，萬裏投荒，去泰國曼穀朝聖，在玉佛寺拜喬悉摩長老為師研習梵文，為期不久，卻大有收益。他還獨身前往錫蘭（斯裏蘭卡）菩提寺駐錫，開筵講經，很受歡迎。初夏時，他途經越南回國，以當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
1907年秋，蘇曼殊原打算與章太炎結伴西遊，赴印度朝聖，深造佛學，終因川資短缺而未果。
蘇曼殊在其筆記小說《嶺海幽光錄》中表彰明清換代之際抗節不撓、視死如歸的義僧祖心，曾借題發揮：“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劉三的信中有這樣的句子：“濁世猖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蘇曼殊為何要出家？這些話可以作為一部分注腳。
然而三師七證又如何？燃頂烙疤又怎樣？蘇曼殊終究做不到禪家強調的“不沾，不著，不滯，不昏，不染”，他做不到四大皆空，五蘊非有，六根清淨，他做不到。他的悲劇人生既由身世造成，由社會造成，也由性格鑄成。他任性，偏執，脆弱，悲觀，恃才傲物，憤世嫉俗，落拓不羈，因此，雖譽滿國中，遍交當時名士，卻依然認定自己隻是孤獨的漂泊者，伶俜一人麵對洪荒樣的世界，他滿懷驚恐，無所適從。他與異域詩魔拜倫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兩人均有容易傷及自尊的缺陷，拜倫跛足，而曼殊是私生子；其次，兩人均具有自由不羈的叛逆精神，永不饜足的激情，淪骨浹髓的厭世感，且與舊道德格格不入；其三，兩人均是多年漂泊異域，同樣深愛著異邦的美女（拜倫愛雅典女郎，曼殊愛日本的百助楓子），同樣具有唐璜好色如狂的毛病，同樣是用藝術創造力平衡內心的風暴。但他們又有不同的特點，拜倫敢於釋放內心的魔鬼，並有勇氣與之周旋，他的浪漫是從肉欲到精神的雙重浪漫，比唐璜更荒唐，曼殊則一心想與魔鬼媾和，在肉欲方麵頂多打一打擦邊球，這種七折八扣的東方式浪漫（謂之意淫更恰當）顯然帶有自懲和自虐的傾向。他在女友雪鴻所贈的《拜倫遺集》扉頁上題寫過這樣一首詩：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篇吊拜倫。
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曼殊視拜倫為異代異國的知己，他們同樣熱愛自由，追求浪漫，崇尚革命，也同樣英年早逝，一個三十五歲，一個三十六歲。
蘇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數是後來震蕩了曆史風雲的人物：黃興、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鄒容、陳天華、廖仲愷、何香凝、陳獨秀、馮自由、章士釗、劉季平（即劉三）、何梅士、趙聲、於右任、柳亞子，陳去病等。
章太炎有一句名言：“革命是補瀉兼備的良藥。”在亂世中，這副藥能使各色人等為了不同的目的聚合在一起。1902年，蘇曼殊加入陳獨秀領導的“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青年會”。1903年春，由橫濱僑商保送，蘇曼殊從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轉學至成城軍校，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學習陸軍，與蔡鍔為先後校友。
生逢艱難時世，蘇曼殊決意將國家興亡負於仔肩。在成城軍校，他天天舞刀弄槍，胡服騎射，適逢東北受強虜踐踏，遂毅然加入抗俄義勇隊，立誓要血戰沙場，馬革裹屍還。然而誌士歸國失路，勇士報效無門。滿清專製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將傾，四維欲絕，猶自酣沉於夢寐。蘇曼殊熱血未冷，他在孫中山與黃興的麾下以筆為旗，以筆為槍，向黑暗勢力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恨不得一腳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凱。他修持的是大乘佛諦，以天下為懷，以蒼生為念，以救國為職誌，萬死不顧一身，因此他成為名聞遐邇的“革命和尚”和“兵火頭陀”。蘇曼殊視軀殼為蔑有，極富犧牲精神，見義即赴，無算計，無保留，難怪孫中山讚他“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