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不仁地混一世，這樣的人並不為少，他們冬眠著，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一旦被喚醒，尤其是被愛情喚醒過來，他們很可能反而會惶惶然不知所措。且聽陸小曼在1925年3月19日的日記中的發問：
咳！我真恨，恨天也不憐我，你我已無緣，又何必使我們相見，且相見又在這個時候，一無辦法的時候。在這情況之下真用得著那句“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詩了。現在叫我進退兩難，丟去你不忍心，接受你又辦不到，怎不叫人活活地恨死！難道這也是所謂天數嗎？
時隔將近四個月，在1925年7月17日的日記中，小曼的疑慮已變得更深：
摩！我的愛！到今天我還說甚麼？我現在反覺得是天害了我，為甚麼天公造出了你又造出了我？為什麼又使我們認識而不能使我們結合？為甚麼你平白地來踏進我的生命圈裏？為甚麼你提醒了我？為甚麼你來教會了我愛？！愛，這個字本來是我不認識的，我是模糊的，我不知道愛也不知道苦，現在愛也明白了，苦也嚐夠了；再回到模糊的路上去倒是不可能了，你叫我怎辦？
在徐、陸戀愛事件的全過程中，誌摩自始至終都是一位“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熱血戰士，他有足夠的激情，有足夠的決心，還有足夠的韌勁，愈挫而愈奮，盡管有時調子也會低沉一點，但打破枷鎖、重獲新生的信念從未動搖。他曾想采取激烈手段，與陸小曼私奔，去南方，去國外，都可以。他在1925年8月24日的日記中給遲疑不決的小曼打氣加油：
眉，隻要你有一個日本女子一半的癡情與俠氣——你早就跟我飛了，什麼事都解決了。亂絲總得快刀斬，眉，你怎的想不通呀！
陸小曼畢竟不是莎士比亞筆下認定愛情至上的少女朱麗葉，也不是易卜生劇中追求人格獨立的少婦娜拉，她缺乏她們那種破釜沉舟的勇氣。在此之前的三月間，迫於外界壓力，小曼倒是勸誌摩先到歐洲去轉一圈，一年也好，半年也好，讓西風冷卻冷卻發燙的腦筋，也好讓時間來考驗考驗彼此的感情。這一趟歐遊，徐誌摩意緒索然，仿佛那位在俄國吃了大敗仗，隻得倉皇退卻的拿破侖大帝，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此後五個月，一個在海外惆悵，一個在閨中呻吟，萬裏長天隔著兩地相思。其間，誌摩的幼子在德國柏林不幸夭折，這樣的慘事也隻讓他分心寫了一首短詩敷衍過去。書信走得比蝸牛還慢，謠言倒是長了翅膀，某“友人”在酒桌上似無意又似有意發布了一條來自巴黎的消息，說是徐誌摩在法國好不快活，成天出入歡場，而且還跟一位胖乎乎的洋女人同居。陸小曼聽了這話，如聞霹靂，心若刀絞，好像一下子從十八層樓上跌下，更加苦悶和灰心。1925年6月間，一場大病將陸小曼擊倒在床，七月下旬，徐誌摩從歐洲風塵仆仆地趕回。兩人抱頭痛哭，所有的誤會頓時煙消雲散。
二
叛逆，它是最烈性的助燃劑，能使一局原本平庸的男女之情變得格外非凡，焚情於令人窒息的封建道德之下，要將銅牆鐵壁破開一個逃生的口子，這樣做，情人們將嚐到冒險的全套痛苦和樂趣。經典的愛情，戲劇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小說中的於連·索黑爾與德·瑞娜夫人，現實中的溫莎公爵夫婦，他們身上為愛情而迸發出來的叛逆精神莫不熠耀奇彩，無論生死成敗，作為獎賞，愛情都將獲得一時或永久的榮光。
徐誌摩從來都隻相信絕對理想的愛，對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那首《至善之境》中的詩句“宇宙間最光亮最純潔的信任——我認為/全存在於一個女人的親吻裏”，他毫不遲疑地表示百分之百的讚同。
愛情，在徐誌摩看來，它不僅是形而上的精神之戀，也不單是世俗普遍認定的形而下的肌膚之親，他視之為人間最高的宗教——“詩意的信仰”。這位多情種子在1925年8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須知真愛不是罪（就怕愛不真，做到真的絕對義才做到愛字）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是一個意思。”倘若他讀過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童話《夜鶯與玫瑰》，也會像那隻夜鶯一樣歡叫：“哲理雖智，愛比她更慧；權力雖雄，愛比她更偉！”或許他還會一百個樂意學那隻可愛的夜鶯將一根玫瑰樹上的長刺插入自己的胸脯，歌唱著死去，讓熱血化作一朵冬日的玫瑰花，獻給自己的愛人。徐誌摩天生是為了愛情來到塵世，甘心做一位不知疲倦的跋涉者，無論愛神是現身在荒漠腹地，還是在大洋彼岸，他都會舍命找尋。以他的慧心悟性豈能不知，絕對理想的愛從來都隻是美麗的虹影，根本無法將它挽留。但他的追求不重結果，隻重過程，不管將來，隻顧當下，神奇的幻想已預支給他無窮的美感和快樂，這或許是那些不及他幸運，也比他愚鈍得多的旁人所無從明了的一個秘密吧。
徐誌摩是一隻離經叛道的孔雀，亮開的羽毛上全是火焰。他的《愛眉小劄》署名耐人尋味，取“誌摩”二字的下部而為“心手”，大有我手寫我心之意。那些著火的文字在時間的燒杯裏根本無法降溫。請看下麵這些句子——
愛是甘草，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
這時候，天坍了下來，地陷了下去，霹靂種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我滿心隻是感謝。
我不僅要愛的肉眼認識我的肉身，我還要你的靈眼認識我的靈魂。
我沒有別的方法，我就有愛；沒有別的天才，就是愛；沒有別的能耐，隻是愛；沒有別的動力，隻是愛。
如同所有短命的浪漫派詩人（拜倫、雪萊、濟慈、普希金、葉賽林……），徐誌摩標榜的也是“All or Nothing”（全有或者全無），為了愛，他能萬死不辭，他敢孤注一擲。對於這類心魔和“狂疾”，徐誌摩的嚴師梁啟超先生自然洞若觀火，早在1923年1月2日，他就以智者的洞察和明見在信中作了百分百誠摯的警告：
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
其二，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像起落鶻突，而得滿足得寧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
嗚呼，誌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
悒鬱侘傺以死，死為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複能自拔。
嗚呼，誌摩，可無懼耶？可無懼耶？
梁任公與徐誌摩之間的分歧，正是思想家與詩人之間的分歧。思想家極意於參透人生之全麵，詩人則極情於穿透人生之一點，思想家於一個“情”字外能眺望到更廣大的秘密，詩人則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且看誌摩的答複：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按說，徐誌摩已得到世人企羨的一切，他有名（名滿天下），有利（家財萬貫），還有精明能幹的妻子（張幼儀，是大教授張君勱、大銀行家張君璈的胞妹，開辦霓裳公司和上海女子儲蓄銀行，均經營極善），有可愛的兒子（徐積鍇）。但他毅然決然拋棄這一切，去追求海市蜃樓般的愛情，並將此懸為人生之最高目標，在常情常智的世人看來，他是瘋了，不可救藥地瘋了。早在1922年2月，陸小曼尚未出現在徐誌摩的視野中，徐就本著“美與愛與自由”的單純信仰，其實是為了盡快獲得自由身去追求林徽因，在德國柏林正式與夫人張幼儀協議離婚，不顧她此時已經懷孕，未免有點殘忍。他告訴她，他們不應該繼續這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生活了，他提議“自由之償還自由”，認為這是“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不世之榮業”，並在信中強調“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後來，他離了婚，回了國，從社會和家庭兩方麵都很難得到原諒，更奇怪的是他與仳離的夫人張幼儀反而通信更勤，感情更深，彼此噓寒問暖，毫無芥蒂，讓所有旁觀的人都如墮五裏雲中，滿頭霧水。
1925年春天，身在上海的王賡給身在北平的妻子陸小曼寄去一篇措辭強硬的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後，靜等著她悔過自新，他也作好了既往不咎的打算，可是陸小曼到了上海，受到徐誌摩的愛的鼓動，非但不再向王賡示弱，還表明了分道揚鑣的決心。大畫家劉海粟古道熱腸，極力撮合徐誌摩和陸小曼，他要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此時，王賡因做軍火生意不慎（白俄商人卷款潛逃）而身陷囹圄，到了這步田地，能文能武卻不懂女人心海底針的王賡隻好讓路，他無可奈何地承認姻緣已盡，同意與陸小曼離婚，並以醒悟者的口氣感歎道：
“小曼這種人才，與我真是齊大非偶的！”
各自掙脫了羈絆，打碎了枷鎖，徐誌摩與陸小曼終於自由地結合在一起。“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句口頭禪果然靈驗。婚禮該怎麼辦呢？九個女儐相就免了吧，數千人的觀禮也大可不必，隻要一些親友到場喝杯喜酒就算有所交待，關鍵是愛神的虎符已經牢牢在握。可是千免萬免千省萬省，還是有一件事不可免不可省，那就是這對新人得當著大庭廣眾被梁啟超痛責一頓，這是任公答應作證婚人（證婚人的第一人選本是胡適，但他有意回避）的一個先決條件。若沒有這項內容，徐、陸的婚禮也就稱不上是一場奇特的婚禮了。請看，證婚人梁啟超身穿一襲藏青色長衫，翩然出場，他指著弟子徐誌摩聲色俱厲地訶責道：
徐誌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麵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至於離婚再娶……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莫非真是響鼓還得重槌敲？小曼的臉色乍紅乍白，誌摩低著頭，也是且慚且愧，他趕緊上前，向老師服罪討饒：“請老師不要再講下去了，顧全弟子一點麵子吧！”任公逞足了師道尊嚴，這才收起功架，赦免了這對十分窘迫的新人。
有道是，小人愛人則贈人以金，君子愛人則贈人以言。不過，也得看看是什麼場合吧。在弟子的婚禮上，梁任公這樣痛打“八百殺威棒”，是不是太過分了？須知，良言美語三春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婚禮上無論如何都應該多一點祝福的語言，多一點祥和的氣氛。梁任公要扮演倫理綱常的衛道士，實在是找錯了地方。他難道就沒有想過，他在婚禮上大耍威風地罵訓一番，將會給徐誌摩和陸小曼的婚姻蒙上濃厚的陰影？
事後，梁啟超寫信給女兒令嫻，竟然視陸小曼為“禍水”、“妖婦”，稱她離婚再嫁為“不道德之極”，他說：“我看他（指徐誌摩）找得這樣一個人做伴侶，怕他將來痛苦更無限，所以對於那個人（指陸小曼），當頭給了一棒，免得將來把誌摩弄死。”幸而梁任公早歸道山，否則，再過幾年，他就真要悲歎“不幸而言中”了。
風趣而有人情味的是新月派詩人邵洵美，他在徐誌摩、陸小曼的新婚紀念冊上畫了一幅畫，名曰《茶壺茶杯圖》，並題打油詩一首：“一個茶壺，一個茶杯。一個誌摩，一個小曼。”這是套用辜鴻銘的典故。陸小曼引起警惕，立刻給徐誌摩打預防針：“誌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的，牙刷不能公用的。”
直道飆車，順風跑船，這樣的愛情不能算是經典的愛情，隻有當情侶抱成一團，心無二騖地對抗強大的社會，並衝決重重壁壘，劍氣琴心，一路張揚，這樣的戀愛才令人刮目相看。然而，絢爛之至便是平淡之始，有情人終於進了紅綃帳，完整結合的靈與欲得到妥善保管，這恰恰是個天大的誤區。冷酷無情的社會手中自有兩套解決方案，強硬的做法是一舉消滅那些叛逆者，陰柔的做法則是暫且容忍他們，眼看著失去壓力的水管不能供水，失去壓力的血管不能供血，剝落華彩的愛情一步步走向衰微，那才是大可悲的結局。豈不聞智者曾說，大觀園中的那對璧人兒——寶玉和黛玉未能圓成木石前緣是悲劇，倘若圓成了，則是更大的悲劇。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有個觀點值得細細玩味，他認為人生的痛苦原生於欲望不易饜足，“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就算是有朝一日欲望圓滿了，翦除了痛苦的魔影，另一個禍害——厭倦之意又會大駕光臨。難怪他的結論頗為消沉：“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誠然，人生的兩極一為“苦痛”，二為“倦厭”，其間是折騰的過程，倦厭是苦痛的終點，也是它的起點，好似如來佛的五指山，任憑他孫悟空身手高強，一個筋鬥翻出十萬八千裏，也休想逃離那個無邊無際的怪圈，頂多也就隻能在如來佛的手掌心撒一泡騷尿，聊以泄恨。
誌摩與小曼同樣不能例外。他們的欲望層層推進，起初兩人隻是渴望相見，然後是渴望相愛，最終是渴望相結合，那兩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看了多少白眼，聽了多少流言，總算得償所願，鬱積的痛苦一旦消弭了，便仿佛撥雲見日，又好像乘上了直達天堂的快車。然後呢？童話往往妙在結尾，“他們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收束得恰到好處，應該可以打發你了。你若好奇心太旺，繼續窮詰下文，下文便是：“他們在天堂裏找到了厭倦，背靠背猛打哈欠。”你說，這是不是大煞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