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傍晚，鬱達夫吃完晚飯，在家中與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討結束土都朱華僑農場的事情。這時，一位印尼當地（蘇門答臘巴爺公務）青年匆忙走進屋來，把鬱達夫叫到門口講了幾句話。鬱達夫回到客廳，即向大家告辭，說是他先出去一下，暫且失陪。他講話的語氣相當平和，神色也無異樣，甚至都不曾換件衣服，當時他身穿睡袍，腳趿木屐，就這副模樣離家，實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緊事。誰知鬱達夫這一去便杳如黃鶴，從此消逝得無影無蹤。事隔多年，才有一個令人信疑參半的說法勉強固定下來：鬱達夫被騙出家門不久，日軍憲兵即將他綁架殺害。鬱達夫在日軍憲兵隊做過半年翻譯，知道鬼子不少罪證，在盟軍遠東軍事法庭即將開啟之際，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鬱達夫犧牲在異域他邦，而且犧牲在抗戰勝利之後，居然屍骸無存，究竟是葬身大海？還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鬱達夫的死是一個謎團，他的生又何嚐不是一個謎團？
一
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
好事隻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鬱達夫：《寄映霞》
1916年，鬱達夫在日本寫信給大嫂陳碧岑，談的本是家事，結尾處他卻掉轉筆頭，大發感歎：“弟看世界女人，都惡魔之變態，此後關於女色一途，當絕念矣。”這年，鬱達夫剛滿二十歲，黃口乳牙講大話，未免言之過早。
鬱達夫的運數和劫數都始於一局戀愛一樁婚姻。這位風流才子，閱盡人間春色，然而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鍾熱度的戀愛都可以忽略不計，那兩樁貌合神離的婚姻也是平淡無奇。鬱達夫生命中的華彩樂章奏響於1927年1月14日，一切並非偶然。
那一天，鬱達夫在上海尚賢坊孫百剛家初見王映霞，驚豔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靈之火。他對昔年留學日本時的好友孫百剛說：
“老孫！近來我寂寞得和一個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樣，滿目荒沙，風塵蔽目，前無去路，後失歸程，隻希望有一個奇跡來臨，有一片綠洲出現。”他的運氣不錯，奇跡出現了，“綠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歲芳齡的王映霞，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杭州少女在孫百剛的《鬱達夫傳》中不僅外形美好，而且氣質絕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體態，犀利的談鋒，對人一見就熱絡的麵龐，見著男子也沒有那一種忸怩造作之態，處處都顯示出是一位聰明伶俐而有文化教養的女子。尤其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張略大而帶有嫵媚曲線的嘴唇，更給人以輕鬆愉快的印象。”鬱達夫驚鴻一瞥已傾心，他意亂情迷，隻要王映霞偶爾跟他談上幾句話，他全身的細胞神經就像經過熨鬥燙過似地舒適服帖。盡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熱戀的後果常不佳妙，但還是忍不住要在日記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記中，鬱達夫表白得更為清晰：“咳嗽總是不好，痰很多，大約此生總已無壯健的希望了，不過在臨死之前，我還想嚐一嚐戀愛的滋味。”
《堂吉訶德》中有這樣一句議論：“一個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獨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劍，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會燒人，也不會傷人。”那麼靠近它呢？難道真會被灼傷和斫傷？天底下隻有懦夫才不敢去嚐試與美女親密接觸，鬱達夫也許內心潛存著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喚醒了他內心的那頭豹子，他就絕對不是一名懦夫。
鬱達夫剛陷入情網時，好友孫百剛、方光燾、章克標、徐釣溪等人時常惡作劇，變著法子捉弄鬱達夫，要麼騙他去兆豐公園，要麼騙他去火車站，要麼騙他去別的什麼地方，說是王映霞幾點幾刻將去那裏，然後他們就等著看鬱達夫踐約不遇的急相窘態。受過幾次誆騙後，鬱達夫自然明白過來，他對孫、方、章、徐等人頗懷怨忿，把這幾個不懷好意的家夥一體認為是自己求愛路上的攔路虎。
鬱達夫以往的戀人和情人大都出身於貧苦家庭，他自傳中寫到的十三歲時的初戀對象“趙家少女”，在日本留學期間擁之於懷的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以及回國後在安慶結歡的海棠姑娘，她們不是農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這樣畢業於新式學堂（浙江省立女子師範）的大家閨秀？至於鬱達夫的結發妻子孫荃，雖也吐屬風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樁包辦婚姻，質量可想而知。他們有過詩詞唱和，書信往還，已經生兒育女，情意卻並不濃厚。鬱達夫初識王映霞時，就是這麼個尷尬的處境，一個使君有婦，一個羅敷有約，但他毫無退縮之意。兩人相識僅兩個禮拜，鬱達夫居然就交淺言深，寫信去勸導王映霞：“聽說你對苕溪君的婚約將成，我也不願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隻有一次的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你但須想想你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考慮的路。你情願做一個家庭的奴隸嗎？你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拋去。”
這就是鬱達夫為王映霞勾畫的未可樂觀的婚姻（與別人結婚）前景，他勸導她擺脫一切束縛，做一位“自由的女王”，這頂冠冕肯定得由他親自給她戴在頭上。王映霞經不住鬱達夫“舉著火把的狂熱追求”，內心很有些鬆動，她仰慕鬱達夫的才華，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當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對方的婚姻，招致外間輿論的譴責。有一次，孫百剛勸王映霞回避鬱達夫，讓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說：“倘若斷然拒絕他，結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煩惱，也許會招來意外。”在她猶疑不決的那段日子，鬱達夫的書信攻勢極為猛烈，一會兒說自己如何如何苦悶，一會兒說自己準備到法國去了卻殘生，一會兒說自己真快要死了，一會兒說自己的愛朝不待夕，“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己身不可的”，一會兒說王映霞是“一個被難者，一個被瘋犬咬了的人”。他甚至想出幾條王映霞不愛他的理由：“第一是我們的年齡相差太遠，相互的情感當然是不能發生的；第二我自己的豐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第三我的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總之，鬱達夫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戀愛時，放低姿態確實不失為高招，容易打動對方的心。王映霞情竇初開，自然吃受不住這種“地毯似的轟炸”，盡管她偷看了鬱達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記——“我時時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時時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種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淚，但映霞的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離的在追迫我”——知道鬱達夫並未狠下與妻子斷絕感情的決心，確實有過一時的惱怒，但經過鬱達夫一番巧言解釋並發下毒誓（三年內他若不與孫荃離婚，他就死給王映霞看），她終於轉嗔為喜，不再顧忌舉世非笑，不再固執少女的虛榮，不再計較鬱達夫未經她的同意即出版《日記九種》，曝光他們的情事。一旦生米煮成熟飯，她甚至不再強求鬱達夫與孫荃先行離婚。巧的是，恰在那時，鬱達夫患了嚴重的黃疸病，令她心生惻隱。
1927年4月，鬱達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親，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擔心純屬多餘，他居然受到東床嬌客規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樂不可支。“在祖父的寬容、媽的勉強下”，王映霞與鬱達夫訂立婚約。鬱達夫原本答應與王映霞去歐洲旅行結婚，卻隻是他胡亂許諾的畫餅。1928年春天，鬱達夫又虛晃一槍，向外界表示他要與王映霞赴東瀛行婚禮，他們印發了請帖，通知了中外親友，2月21日在東京精養軒擺婚筵，卻由於川資匱乏，未能成行。王映霞做了他的妻子，也就成了他的同謀。鬱達夫瞞天過海，與新娘在上海北站附近的小旅館租住了一個多月，權且算是去了一趟日本，好在王映霞的祖父和母親麵前圓謊。他們“回國”後，選在上海南京路的東亞飯店擺了兩桌喜筵，邀請的都是至親好友。之久之後，好友易君左贈詩給鬱達夫，讚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侶”，令人羨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間煙火，偏偏鬱達夫囊中羞澀，手頭拮據，喜興未消，就要把《零餘者》中歎窮的老調再彈一次：“袋裏無錢，心頭多恨。//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時始盡。//啊啊，貧苦是最大的災星，//富裕是最上的幸運。”此調彈過之後，他早已記不起昔日情書中所寫的那句話，他娶的這位王女士“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個家庭的奴隸”，到這時她才知道他答應讓她去做的“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夢囈般的許諾。鬱達夫與王映霞結婚後，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裏1476號，家具都是從木器店裏租來的。牆壁上掛一副蔡元培寫的對聯，用的是龔自珍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十分切合鬱達夫當時的處境。住所周邊的環境如何呢？王映霞後來在《半生雜憶》中有這樣的描寫：“從亭子間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靜安寺公墓（今名靜安公園）的所在，那墓地裏每一座墳的水泥蓋上，豎立著的大理石安琪兒，也都曆曆可數。”天天與墓地相鄰，真夠磣人的。嘉禾裏可算貧民聚居地，住的多半是電車司機、售票員和產業工人，在隻認衣裳不認對象的上海灘，很好隱蔽身份。時當白色恐怖時期，鬱達夫不宜四處露麵，身邊有美妻相伴，歎窮歸歎窮，總還不至於寂寞無聊。他可以從飲酒、購買舊書中獲得樂趣，酒喝到醉臥大雪長街，書買到堆至滿坑滿穀，王映霞這時還隻是心疼他，並不特別怪怨他不知節製地胡亂交朋友，胡亂花錢。鬱達夫的口頭禪是：“我們無產者惟一可靠的財產，便是自己的身體。”於是，王映霞的興趣集中在辦好夥食上，他們不講究穿，隻講究吃，一門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傳中自豪地說：“當時，我們家每月的開支為銀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一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六十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然而羨煞神仙的好日子難以持久。鬱達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賞一人享用，這在事實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懷著第三個孩子鬱雲，已有七個月身孕，隻為喝酒的事兩人發生幾句不愉快的爭吵，鬱達夫便拿走五百元存單，精神和肉體一同重返“故鄉”，回富陽去跟元配夫人孫荃同居了一個星期，他與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點。事後，為了補償妻子的精神損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師徐式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臨場作證，鬱達夫簽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受益人是王映霞，這事才算平息下來。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強的個性，除了親情、愛情之外，她還渴望友情滋潤心田，這要求一點也不過分。1932年，王映霞浙師的同學劉懷瑜獨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館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別重逢，徹夜暢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鬱達夫卻十分生氣，為此出走半個月，還寫了一篇《她是一個弱女子》，影射王映霞與劉懷瑜搞同性戀，他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惱怒不已。好一番折騰後，王映霞在自傳中寫道：“我原諒他的病態，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體，另外，還感佩著他的才華。於是，隻能言歸於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後都積累了新的隱患。
王映霞最不滿意的是鬱達夫於婚後感情漸趨冷淡，家書中往往隻有稿件如何處置、銀錢如何分配、親友如何交道等瑣碎內容，很難再找尋到幾句能令王映霞溫心暖懷的話語，鬱達夫早期情書中常常出現的那些鬼頭鬼腦賊頭賊腦的“love”、“kiss”字樣更是掃地以盡，完全絕跡。1938年10月18日，她在寫給鬱達夫的信中抱怨道：“別人都會在文章中稱讚自己的妻子、愛人，隻有你，一結婚後便無聲無息，就像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這個人一樣。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個被你朋友遺棄了的愛人來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樣。”鬱達夫將浪漫的愛情視為階段性產物，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王映霞當然不滿足，而且心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幻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