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武漢岌岌可危，鬱達夫聽從易順鼎之子易君左的建議，舉家遷至湖南漢壽。一路上，鬱達夫心情沉重，王映霞餘怒未消，彼此形同陌路。破碎的情感要彌合裂痕，忿懣的怨偶要捐棄前嫌，談何容易！在漢壽安家後不久，正徘徊歧路的鬱達夫接到陳儀之邀，再次赴閩，決心為國犧牲一切。王映霞與老母幼子則暫時滯留在漢壽。
鬱達夫千不該萬不該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際，又誤信流言，說是許紹棣當初送給王映霞三十七萬餘元港幣。王映霞慪得手足冰涼，她在回信中寫道：“這三十七萬餘元港幣的存折，於我們死後，都留在這裏轉贈你，讓你再去買一個有這樣身價的女子，因為你是喜歡有價錢的女人的。我始終未要你一個錢，這似乎亦是你怕我會收別人三十七萬餘元港幣的原因。”鬱達夫在戰亂時期采取撒手主義，任由妻兒處在缺錢缺糧缺安全感的苦況中，卻還要糾纏“第三者”舊事，往妻子的傷口抹鹽，這種做法，不僅不智，而且不仁。王映霞忍受著錐心之痛，終於寫下悲憤的感慨：“假如我有女兒，則一定三世都不給她與不治生產的文人結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壯誌雄心盡付東流江水，我對你的希望與苦心，隻有天曉得！”她原本也主張，在婚姻觸礁時，“大家把一切的氣憤全都丟棄了，來計劃計劃以後的家計”，但鬱達夫心不在焉，她隻是一廂情願。
純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極容易陷入感傷境地，變得神經質，極端者還會具有歇斯底裏的傾向，他們並不適應家庭生活，鬱達夫將夫妻感情弄得一團糟，勢必如此。所幸他不曾像盧梭那樣棄子，也不曾像徐渭那樣殺妻，總而言之還算是中庸的。在現代，文人自暴隱私，蔚然而成一種風氣，魯迅出版《兩地書》，自暴與許廣平的“師生戀”；廬隱出版《雲鷗情書集》，自暴與李唯建的“姐弟戀”；張競生發表文章《恨》，譴責與他同居的褚女士棄兒拋家，另找情人……都曾影響視聽，轟動一時。魯迅與廬隱是有所保留的暴露，張競生與鬱達夫則是無所顧忌的暴露，前二人得到喝彩，後二人則徒然留下笑柄。“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是鬱達夫的名句，然而他隻能做到醉酒使氣，卻做不到憐香惜玉。
四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邊生。
歌翻桃葉臨官渡，曲比紅兒憶小名。
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時情。
禪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
——《毀家詩紀·十五》
1938年冬，鬱達夫受《星洲日報》聘請，離開福州，投荒南下，前往新加坡。此前，王映霞前來與他會合，途經長沙時，正巧趕上“文夕大火”，行李、照片、書信和《版權贈與書》都付之一炬。換一個相對安全相對陌生的環境，本來對他們修複感情不無好處，可是鬱達夫卻在這節骨眼上再次犯暈。當時，香港《大風旬刊》主編陸丹林向鬱達夫約稿，他很快就收到了鬱達夫寄來的二十首加添注釋的舊體詩詞，總題為《毀家詩紀》。這可是送上門來的名人醜聞，而且是一堆令人難以啟齒的“珍聞”，最能滿足“扒糞族”的特殊愛好，其中一條尤為刺眼：鬱達夫、王映霞二人在金華重逢時，王映霞以剛來月假為由拒絕與鬱達夫行房，兩天後卻與許紹棣馳車夜奔碧湖。陸丹林如獲至寶。他本可弭患於無形，婉言規勸鬱達夫慎重此事，但他把朋友之間的道義撇在一旁，全然不顧忌這組詩詞一旦發出有可能使鬱達夫妻離子散的可怕後果。1939年3月5日，第三十期《大風旬刊》出刊，果然洛陽紙貴，萬人爭誦，連印四版，轟動海內外。王映霞在新加坡讀到這二十首“家醜”全紀錄的詩詞，真是如雷轟頂，怒不可遏，兩人早就講好了不再互揭傷痂，鬱達夫背地裏卻又弄出這些詩詞，弄出也罷，他還要拿去刊物上發表，將家醜大白於天下，將譴責公告於世人！王映霞認為，鬱達夫出此昏招，與當初在《大公報》上登載啟事性質已經不同，那一回他可能是一時衝動，這一次則顯然早有預謀。王映霞徹底寒心，作為應對，她寫了《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兩文，想要漂白真相，可是收效甚微。在《一封長信的開始》中，王映霞甚至發誓離婚之後不再嫁人：“實在說，又有誰逃出了棺材，而再爬進另一口棺材裏去的？對於婚姻，對於女子的嫁人，那中間辛酸的滋味，我嚐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炸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致再發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經此變故，覆水難收，他們終於以“協議離婚”的方式分道揚鑣，曾經轟轟烈烈的愛情傳奇至此淒然收場。
鬱達夫與王映霞由神仙侶而淪為怨偶，對此，外界的評議基本上分為兩派意見。一派是曲為之辯，偏向於為鬱達夫講話，雖未怪罪王映霞，卻認為她能與大才子鬱達夫做一場夫妻，博得盛名，也算值得了，這派意見以易君左的評論為代表。易君左在《海角新春憶故人——小記鬱達夫和王映霞》中說：“然而我總有一個定見：王映霞無論怎樣美，嫁給一個鬱達夫總算三生修到。我對這個朋友的深致敬慕，他是一個人才，一個天才和一個仙才。天生之才不容易呀，數百世而不可一見……一直到今天我看到創造社的諸人中，最天真最純潔最富正義感和熱情的，誰能比得上他呢，單憑《達夫九種》這部戀愛的聖經，王映霞亦足以千古了！”王映霞先為求名，後為求實，正因為虛名隻是畫餅，不足以裨益現實人生，她才會對鬱達夫的名士性情越來越不滿意，以至於無法忍受。外圍那些飽漢的喝彩對她是無用的。此外，還有一派意見，對鬱達夫則頗有微詞，認為他在這局婚姻中是一個喪失理智的破壞者。鬱達夫與郭沫若交情至深，可謂患難兄弟，他們曾自稱為“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肯定不會厚誣自己的鐵哥們，他在《論鬱達夫》一文中曾談及《毀家詩紀》這一組詩詞，他的看法並不離譜：“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了一種病態了……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的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還要暴露自己的愛人？而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就弄得不可收拾了。”莫非暴露得越徹底，就越能解氣消愁泄恨，擺脫心中的煩苦？浪漫文人都向盧梭看齊，那一部《懺悔錄》已成為他們的《聖經》。可是自暴隱私還得視國情差異而有所不同，各民族的道德承載力有大有小，評判眼光有高有低，在法國，大文人怎樣暴露都會招來喝彩聲，在中國，這把雙刃劍還是束之高閣為妙。
家庭破碎，咎由自取，鬱達夫消沉了一段時間，也寫過一首《寄王映霞》的詩懷念舊情：“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為衷社，尚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但這一次王映霞受傷太重，她絕對不可能再回心轉意，她離開新加坡，返回祖國，真就是“大江茫茫去不還”了。
郭沫若在《鬱達夫論》中還寫道：“（達夫）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誌，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誌氣也就日見消磨，遇著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誌。”惟有這一回，鬱達夫很快就收起了頹廢的外套，畢竟國難的陰影比家禍的陰影更為沉重。鬱達夫強撐精神，主編《星洲日報》和《華僑周報》的副刊，寫下近四百篇政論文章，宣傳抗日，在東南亞讀者中產生很大的反響。他的感情空白也很快得到填補，才貌雙全的女播音員李筱瑛走進了他的生活。李筱瑛是福建福州人，在上海長大，畢業於暨南大學，中英文俱佳。她年輕浪漫，十分崇拜鬱達夫的文學天才，樂意以身相許。兩人相愛一段時間後，李筱瑛即以鬱達夫“契女”的名義搬至坐落在中魯忠坡路的鬱家居住，協助鬱達夫翻譯《瞬息京華》。巴人（王任叔）在《記鬱達夫》一文中寫到鬱達夫與李筱瑛的戀情：“達夫對於這位同住的女人，十分關心留意她的謦欬、笑貌和煩躁，忠順與卑屈，已到奴隸的程度。而那女人呢，大有法國貴婦人氣質，自恃青春，傲慢而驕橫，在不可一世的氣概之下，包著一顆實利主義的靈魂。盡可把一個男子作為工具而使用，但必須和她站在平肩的時候，既須有名士的才氣，又須有達官的權勢與巨賈的富有。”鬱達夫去舊迎新，這件事瞞得過旁人，卻瞞不過他的兒子鬱飛。盡管李筱瑛待鬱飛不薄，給他買玩具，買食品，多方爭取，鬱飛還是堅決反對父親跟李筱瑛同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筱瑛隨英軍撤退到爪哇島，鬱達夫逃亡到蘇門答臘，彼此消息隔絕，這段戀愛即宣告無疾而終。
當時，國內一批流亡南洋的文化人在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鬱達夫為了躲避日本人迫害，掩藏真實身份，化名趙廉，出麵當老板，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任會計。鬱達夫讓人用汽油桶裝酒，賣給日本兵，他開玩笑說：“我雖無力殺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於他暴露出日語專長，被迫做了日本憲兵隊的翻譯，為期半年多，他利用這一敏感職位保護了陳嘉庚等一大批進步僑領和中共、印共地下黨員。出於安全考慮，鬱達夫娶原籍廣東、年僅二十歲的華僑女子何麗有為妻。她相貌平平，文化不高，連中國話也似懂非懂，鬱達夫用馬來語稱之為“婆陀”（傻瓜）。直到鬱達夫遇難後，何麗有才知道鬱達夫是中國文壇鼎鼎有名的人物，她如同潘蘭珍認不出丈夫“李老頭”竟是天字第一號欽犯陳獨秀一樣，心頭不知是悲是幸。
王映霞回國後，決心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她隻身前往重慶，由戴笠介紹進入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同時拜重慶商會會長王曉籟為幹爹，有了這兩把保護傘，她就不僅是左右逢源，而且無往不利。1942年4月4日，王映霞違背昔日的誓言，與重慶招商局經理鍾賢道在重慶百齡餐廳舉行盛大婚禮。賀客盈門，均是各界名流，連施蟄存也樂顛顛地跑去拍馬屁，賦七律一首，其頸聯和項聯為：“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欲玷荊和璧，歸妹難為和浦珠。”據章克標回憶錄《文苑草木》所記：“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麵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記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王映霞終於補足人生第一課，她這回既不要名士，又不要達官，隻要老實、單身、健康、能以正式元配之禮待她的男人，以雪草率馬虎之前恥。王映霞在自傳中心平氣和地說：“如果沒有一個他（鬱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沒有後來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漂泊不定。”
鬱達夫萬裏投荒，橫死絕域，對於他的評價，曆來褒貶不一，讚的人稱之為天才，為大師，為烈士，為現代詩壇執牛耳的龍頭大哥，貶的人則罵他為花癡，為漢奸，為病態狂，為頹廢文人和墮落文人。香港學者梁錫華甚至批評鬱達夫“忠奸飄忽”，因為鬱達夫得到過日軍大將鬆井石根的禮讓，而且在印尼當過日本憲兵隊的翻譯，所以梁錫華指證他身上有洗刷不淨的漢奸嫌疑。古語雲，“知子莫若父”，實則知父也莫若子。在鬱達夫的眾多子女中，鬱飛與父親相處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歲的鬱飛曾對新加坡記者說：“我的父親是一位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麼聖人，隻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鬱飛這話不僅說得誠懇，而且說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