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沈從文，縱然繞夠十八道彎，也繞不開湘西，更繞不開鳳凰。一條五百裏長的湘西大走廊，北有風景，而南有人文。風景中的張家界和天子山，集聚了鬼斧神工的造化之美，人文中的熊希齡、沈從文，也是鍾靈毓秀的龍鳳之儔。鳳凰古城的確小如一張明信片，巴掌大的地方，一條細如蛇腸的沱江和江邊一字排開的人家，全被青山穩穩當當地揣入懷抱，揣得那麼深，又那麼緊，任你的手臂再長，也尋摸不到它的底蘊。湘西是神秘的，鳳凰更神秘，你說它閉塞也好，或說它蒙昧也罷，它都不會漲紅著臉奮起反駁。它一隻手交出了熊希齡這位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另一隻手則托起了沈從文這位赤子般的文學大家，它的貢獻不可謂不豐厚！鳳凰，鳳凰，倘若其中缺少能上台麵、能入法眼的風流人物，它又如何當得起“鳳凰”之稱？
沈從文十二歲就接受了係統的軍事訓練，十五歲隨軍外出，軍銜為上士，後來以書記名義隨大軍在邊境剿過匪，還當過城區屠宰稅務員，這“放縱野蠻”的數載間，他看夠了底層人物艱難的掙紮和細微的悲歡。到了二十歲，他決意遠行，要去就去京城闖蕩，那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莽莽撞撞的“闖蕩”啊！別說豐滿的羽翼，他連糊口的技能也還不曾學到幾樣，隻有一身單衣、一支秀筆和一顆發熱的腦袋。他從前門站下了火車，抬頭眺見那氣勢懾人的高高聳立的大前門樓子，幾乎嚇壞了。沈從文僅有一雙白手，僅有少年銳氣，但他並不比巴爾紮克筆下那位發誓要征服花都巴黎的英俊少年呂西安更遜色，他同樣是旁若無人，呐喊出自己最強勁的心聲：
“啊，北京，我要來征服你了……”
然而，冷遇和打擊正在前頭虎視眈眈地等著他。住進古都北平的小旅館，沈從文心裏排列出一小隊可以求助的名單，好一陣舉棋不定之後，他將熊希齡擢選出來，視之為灶神爺。沈從文樂觀地想，這位北洋政府的前國務總理不是在西山興辦慈善事業嗎？正好求他發一發善心，給自己介紹個謀生的差事，彼此畢竟是同鄉，親不親，家鄉人。可他萬萬沒想到，熊鳳凰蓄有萬貫家貲，西山的慈善事業也辦得紅紅火火，卻偏偏不肯念及同鄉之誼，對布衣菜色的沈從文並未表示出應有的憐惜之情。同飲沱江水長大的兩隻“鳳凰”就這樣交臂而失，以如此充滿恨憾的方式交臂而失，真令人扼腕唏噓。
京城米珠薪桂，原是居大不易的地方，沈從文生計無著，這可是燃眉灼睫的困窘啊！他從布袋裏掏出那支秀筆，鋪開稿紙，將印象中的故土人物一一摶泥吹活，他筆下原無半點章法，就那樣飽蘸著真情實意寫了，管它是小說，還是散文，或是別的什麼，寫成了，一篇篇寄出去，卻很少被報刊用出，生計愈見其窮。這也難怪，識珠的人還未來，琢璞的人也還未來，他隻能挨餓，挨餓，挨餓，直把自己轆轆的饑腸餓成綠綠的雞腸。他在一間陰冷的雜屋裏寫啊寫，數九寒冬，無錢買炭，四壁漏風的屋子久已凍成冰窟，他裹著單薄的被子，還在嗬著手不停地寫，仿佛著了魔，苦守在黑暗的角落，獨力進行一場“刺刀見紅”的人生搏鬥。手上的凍瘡已潰破流膿，鼻孔裏的鮮血也滴瀝在稿紙上，他用霧濛濛的眼光望了望窗外，聽見了冰淩落地和樹枝斷折的聲音，心裏頓時生起一波顫栗，也閃過一抹驚疑，這樣饑寒交迫，自己究竟還能撐持多久呢？還是求援吧，向遠方的老母幼妹？怎麼開得了口？再說遠水不解近渴；向近處的朋友？近處又哪有什麼朋友？真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啊！沈從文搜索枯腸，好歹想起了一個人，這是一位素未謀麵的同道，平日裏最喜歡哀哀地哭窮，但看他那血淚相和的文字，心地該是極善極熱的。何不試試看呢，反正無所謂希望，也就無所謂失望。
沈從文篤定了想法，便在信封上寫好收信人的姓名：鬱達夫。過了兩天，柴扉上真有人輕叩了三下，又重叩了兩下，沈從文打開門，門外站著一位身著灰布長衫，麵容清臒的書生，涼涼的鏡片後閃動著熱熱的目光。不用問，他就是沈從文日等夜盼的救星。鬱達夫打量那間破廟樣寒傖的屋子，再瞧著沈從文凍餒交加的虛弱相，他立刻就明白了這年輕人眼下已淪落到何種困境，於是，吃飯就成為最緊要的事情。在附近的飯館裏，鬱達夫點了一份宮爆肉丁，還點了幾個葷菜，看著沈從文狼吞虎咽，他不禁感到一陣陣心酸。這頓飯，鬱達夫用一張五元鈔票付賬，還找回三元多，他都推給了沈從文，又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圍巾，送給這位酷愛文學，以至於以性命相拚的小兄弟。兩人含著淚依依告別。昔年漂母一飯救了韓信，此日（鬱）達夫一飯也救了（沈）從文，那可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道極其蒼涼而又溫暖的風景。直到翌日，鬱達夫多愁善感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靜，遂振筆寫下了滿紙悲憤的散文名篇：《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對扼殺青年前途的極不公平的社會現實，鬱達夫發出了令人聞之色變的控訴。文章一開頭，作者便說自己太無能，不足以賑濟身處涸轍窮途的朋友，可貢獻的惟有幾條建議：上策是去當土匪，去拉洋車，可沈從文手無縛雞之力；其次是去革命，去製造炸彈，可沈從文手中隻有一把裁紙的小刀，如何革得了闊人的尊命？惟餘頭發中的灰垢和襪底的汙泥，縱然身懷絕技，炸彈也無法造成；中策是弄幾個旅費，及早回家，從此與老母幼妹相依為命地度日，可是這年頭道路不靖，何況旅費也找不著；所剩者惟有下策，“啊呀，不願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作者還鄭重其事地建議，要偷，“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做起”，先試試去偷那位熊善人的家財，反正他那厚產也是用別樣的手段從別處偷來的，“你若再懾於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偷不到錢，總還有幾本舊書。
鬱達夫的這篇文章真可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至今披讀，仍感到徹骨的寒冷。若非深知其心，善解其意的書生，總難免認為他調侃過頭，跡近油滑。試想，同是天涯淪落人，宅心仁厚的鬱達夫又怎會往沈從文的傷口上猛撒生石灰呢？他無疑是識珠者，更是愛才者，此後便大力紹介沈從文的習作給京城各大副刊；接踵而至的徐誌摩亦無愧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沈從文的大批小說，並為之四處延譽，還將這位筆極秀口極笨的小青年推薦給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之。胡適也是別具慧眼、求才若渴的大名家，每每能賞識青年於牝牡驪黃之外，他二話沒說，就聘任這位忐忑而羞澀的“湘西山民”做了中國公學的國文教師。據沈從文自己講，他為自己的“處子演出”預先做了紮紮實實的準備，足可應付一小時而綽綽有餘，但上了講台，麵對台下黑壓壓的學生，他大感窘迫，一慌神，竟驚叫一聲說：“我見你們人多，要哭了！”（羅爾綱《胡適瑣憶》）他三言兩語就將精心準備的教案全潑得盆兒見底，令一教室的學生麵麵相覷，也算是大開了一回眼界。隻念過小學的沈從文飛升為文學家，固然是一個奇跡；他登上大學講壇，則是更了不起的壯舉。在二十年代群英薈萃的北京和上海，又有什麼人文奇跡和人文壯舉不能實現呢？換了別的年代，換了別的地方，便很難成立。在中國公學，沈從文開始了極富創意的人生，不僅文學作品愈加豐稔，而且還認識了張兆和，收割了一壟“伊甸園的麥子”。
1938年7月30日，身處昆明的沈從文寫信給淪陷區（北平）的妻子張兆和，信末有這樣幾句感喟：“表現上我還不至於為人稱為‘怪物’，事實上我卻從不能在泛泛往來上得到快樂。也不能在榮譽、衣物或社會地位上得到快樂。愛情呢，得到一種命運，寫信的命運。你倒像是極樂於延長我這種命運。”
沈從文執教上海中國公學期間，由於授課之便，認識了英語係女生張兆和。張兆和與姐姐張元和、張允和、妹妹張充和都是聰明好學品行端正的大家閨秀，號稱“張門四枝花”。按說，湘西山民沈從文在純潔美麗如天鵝的張兆和麵前，應該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頭撞南牆的倔強勁。“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墮入情網，時常是一往情深，一發而不可收拾。”（梁實秋《回憶沈從文》）既然口才不濟，又十分害羞，沈從文便祭出自己的法寶，暗地裏發起了書信攻勢，這一超級強項亦可算是他的“撒手鐧”。可是情書寄發之後，都如泥牛入海，絲毫未得佳人的青睞賞識，直急得他神魂顛倒，幾次三番要跳樓。張兆和對沈從文的初步印象並不怎麼美妙，這位湘西山民平時不太講求儀表，總顯得邋邋遢遢，況且他性情孤僻，課也講得磕磕巴巴。雖說大家都說胡適和徐誌摩如何如何欣賞這位貌不驚人的沈才子，但張兆和平日隻知讀書用功，根本沒留心讀過沈從文那些文采斐然的新作。再說吧，她擔心師生戀的風波會累及自己的清譽，這種事總令人百口莫辯，還是躲得越遠越好。可是在沈從文看來，張兆和的不回應可能是在考驗他的耐心，於是，他的情書攻勢更為猛烈。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吃不準了，便去找張兆和的好友王華蓮試探口風，他說：因為愛張兆和，他這半年來把生活全毀了，一件事都不能做。他打算放棄教職，到遠處去，一方麵使得張兆和可以安靜地讀書，另一方麵他也可以免於煩惱，他甚至負氣地說他打算上前線當炮灰，一了百了。但他又說，他願意再等張兆和五年。他疑惑的隻是，張兆和既然對他毫無愛意，為何又不肯把他的情書悉數璧還？王華蓮解釋道，張兆和收到的各路情書很多，有的甚至從日本寄來，她都隻是拆開看看，一概不予回複，也懶得退還，她這麼做，並非隻針對沈從文一人。胡適得知此事，他勸沈從文不宜辭去教職，應留在上海公學繼續任教，以便張兆和多了解他一點。
張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我以為長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沒下去，誰知事實不如我所料！”她甚至猜想沈從文會要報複她。於是，她前往極司菲爾路一條僻巷中的胡寓拜訪胡適，胡適是她父親的好友，請他出麵製止沈從文這種拚命玩火的“糾纏”，應該不成問題。張兆和特意剔出沈從文情書中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肉體”證明對方出言不遜，粗鄙無禮，含有明顯的侮辱意味。殊不知，胡適是偏向沈從文的，他誇沈從文是天才，在中國小說家中最有希望，社會上有了這樣的天才，人人應該幫助他，使他有發展的機會。然而張兆和卻堅決不肯做沈從文的戀人，連朋友也不肯做，她擔心“做朋友仍然會一直誤解下去的，誤解不打緊，糾紛卻不會完結了。”胡適見談話陷入僵局，又稱沈從文“崇拜密斯張倒是崇拜到極點”。張兆和的回複是：“這樣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應付，簡直沒有讀書的機會了。”胡適不滿意她的回答，他認為沈從文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庸人，應該區別對待。1930年7月10日夜，胡適寫了一封信給沈從文，把自己了解的情況和他對張兆和的印象都寫在裏麵，有這樣的話：“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我那天說過，‘愛情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說愛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們要經得起成功，更要經得起失敗。’你千萬要掙紮，不要讓一個小女子誇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此人年太輕，生活經驗太少，故把一切對他表示愛情的人都看作‘他們’一類，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過是‘個個人’之一個而已。”其實張兆和並非鐵石心腸，她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滿想寫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憂傷，告訴他我雖不能愛他，但他這不顧一切的愛，卻深深地感動了我，在我離開這世界之前，在我心靈有一天知覺的時候，我總會記著，記得這世上有一個人，他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為了我，舍棄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傷心中刻苦自己。”她翌日便寫信給沈從文，勸他改弦更張，莫作無謂的犧牲：“一個有偉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為一個不明白愛的蒙昧女子犧牲什麼的。”沈從文的答複卻是：“隻要是愛你，應當犧牲的我總不辭，若是我發現我死去也是愛你，我用不著勸駕就死去了。”沈從文的這樁苦戀和單相思最終結出了甜果，這再次證明了一個道理，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張兆和經過一番煩惱，還是被沈從文誠摯的愛深深感動了，她征得二姐張允和（她是張家的女諸葛）的讚同，沈從文這才樂嗬嗬地看到情天上雲開日出，愛河裏風帆高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