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從文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書信無不一往情深，沉鬱頓挫間，滿懷愁緒。1931年6月，他致信張兆和，調子很低：“我念到我自己所寫的‘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動的’時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葦，一生中，每當一次風吹過時，皆低下頭去，然而風過後，便又重新立起了。隻有你使它永遠折伏，永遠不再作立起的希望。”他在同一封信中還表白道：“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隻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那時張兆和尚未接納沈從文，所以他的筆調頗有點憂傷。他何嚐隻是易折的萑葦，他也是不動的磐石，正是這一點最終感動了張兆和。許多年後，沈從文已是白發蕭疏的古稀老人，在下放農村的前夕，他手持張兆和的第一封回信，依舊老淚潸潸。對此，張允和女士曾有傳神的文字寫照：
……我想既幫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裏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對我說：“這是三姐（她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麵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裏，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沈二哥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我站在那兒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讓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澀”中吧。
麵對這男兒落淚的深情，就連最懷敵意的時間也會繳械投降。那份“春天的甜澀”縱然再過一百年一千年，仍將濃得化不開啊！人間的大愛大美原是這樣的平常，他舉起那封信——在胸口溫一下——塞進口袋怕它不翼而飛，卻又是如此不落俗套，非同凡響。
張允和在《半個字的電報》一文中還記述了沈從文的另一樁趣事。那是1933年春，張氏姐妹住在蘇州。一天，張兆和將沈從文的來信遞給二姐看。信中婉轉地說，要請張允和做中介人，代他向準泰山準嶽母提親，特別叮囑道，如果兩位大人同意這門婚事，求張兆和早日打電報通知他，讓他“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允和天性古道熱腸，何況這是自家三妹的婚事，她原本也有居中撮合之功，父母那兒自然一說即成。下一步就是如約給沈從文發電報了，當時的電文不用白話，張允和心想，自己在電報末尾要署名，她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嗎？於是，她擬就了一條異常簡潔的電報稿：“青島山東大學沈從文允”。這一字二用的電文兼顧了內容和署名，原是很妥帖的，可是張兆和不放心，怕沈從文會看得滿頭霧水。她又悄悄一人坐了人力車前往蘇州閶門電報局，將白話文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遞給發報員，對方看過之後，認為是密碼電報，依照規定，不肯發送，要她改為文言。張兆和不肯，漲紅了臉，告訴發報員：“這是喜事電報，對方會明白的！”懇求了好一會兒，那人看她也不像什麼女特務，才勉強答應了。電文中竟含有一個語氣詞“吧”字，可謂別開生麵。你想想看，這杯甜酒該有多甜，真是名副其實的“蜜電”啊！
1933年9月9日，三十一歲的沈從文（當時任教於青島大學）終於娶得美人歸。他顯然將這份來之不易的愛情視為了“戰利品”，一直相當得意。及至1949年，沈從文在書信中將張兆和的稱呼由“三姐”改為“小媽媽”，更可見出沈從文對妻子強烈的依戀之情。
天作之合的婚姻正是沈從文取得文學成就的一個大前提，甚至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常常被研究沈從文的專家學者們有意無意間忽略了。
世間真有百思始得其解的怪事情，每次隻要我規規整整地寫下“沈從文”三個字，就會立刻想到水，汪汪洋洋的水，這倒不是因為他的“沈”姓有一個三點水的偏旁，而是因為他如水的性情。他在寫於1931年的《自傳》中坦承：“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離。我受業的學校，可以說永遠設在水邊。我學會思索，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我有極大關係。”到了1947年，他寫《一個傳奇的本事》時，便有了更完全的說明：“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為兼容並包，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離奇不經事物！卻也從不受它的玷汙影響。水的性格似乎特別脆弱，且極容易就範。其實則柔弱中有強韌，如集中一點，即涓涓細流，滴水穿石，無堅不摧。水教給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並做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於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個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沈從文筆下的這段雋語，足以啟發我們更透徹地理解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和孔子所說的“智者樂水”所包涵的深意。
沈從文的性情確實宛如一派清波，表麵溫和，卻心勁十足，忍辱負重而能包容廣闊。“文革”期間，他被眾小將批鬥，不失樂觀；打掃曆史博物館的女廁所，也不失樂觀；被流放到湖北鹹寧，去鄉下看鴨子，仍一如既往地不失樂觀，還寫信給表侄黃永玉，居然說：“……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那是魔影憧憧的年代，要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尤其是堂堂正正的知識分子，千難萬難，所謂“樂觀”，實有如窮人家的最後一把救命糧草。瞧瞧看吧，史學家唐蘭竟在嘉魚江邊守磚，大學者錢鍾書也隻勉強夠格管管倉庫鑰匙。盡管如此，他們不得不樂觀，意緒一消沉就會自尋短見，樂觀是當時知識分子挺挺然或佝佝然活下去的惟一本錢。有了這份格外沉重的樂觀精神，沈從文才能在極其惡劣的生存條件下，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憑仗記憶寫就《中國服裝史》。
沈從文的確具有“上善若水”的道家智慧，道家的“清靜無為”、“無用乃為大用”的理論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身處逆境、厄境、絕境時的救命符。革命小將把“打倒反動文人沈從文”的標語貼在他背上，他隻是有一點點不開心地說：“那書法太不像話了，在我的背上貼這麼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們應該好好地練一練的。”從這句書生氣十足的話不難見出沈從文的認真。當年，大知識分子身上多半都有這股子呆氣，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開批鬥會，為了區分眾多“黑幫”分子的不同身份，照例要用黑布寫上白字，縫在挨批者的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最終大家公推俞平伯來做執筆人，“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韋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這無疑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當“北風”最緊的時刻，沈從文與黃永玉相遇於東堂子胡同，交臂擦身之際，他溫語叮嚀這位大表侄：“要從容啊！”道家的智慧原本因亂世而興起，這種因亂世而興起的智慧卻被中國知識分子當作常規法寶，愛不釋手地使用了幾千年，而且被充分應用於那個“形勢一派大好”的年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和悲哀。時至今日，那些喜歡挖掘文墓的批評家自然可以拄著如椽之筆，站在墳壙邊，理直氣壯地大出苛薄之辭，意思無非是：“你們這些軟骨文人呀，當初怎麼就不敢抗爭呢？難道就沒有半點血性嗎？”他們不去譴責暴政，卻以嘲弄弱者尋取片刻的開心，這正是某些未經刀劍及頸，棍棒加身的新生代批評家自以為討得便宜的高明手段，雖然義正詞嚴，聲色俱厲，骨子裏卻是虛的，事非經過不知難啊！
最近，很不幸，我看到了一篇全盤否定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就的絕色“悼詞”。其中褒揚沈從文為“極富天才的小說家”，卻又要否定他這個人，理由是“他解放以後曾經揭發他的學生蕭乾與帝國主義有勾結，而蕭乾呢？同樣也揭發他的老師，以至於沈從文臨死都不能原諒他，不要這個學生參加他的葬禮”。致“悼詞”的人未免太淺見短視了些個，中國文學的悲哀並非由作家的私德缺陷所造成，而是由那些極度煽發人性之惡的黑手摧殘所致。像沈從文和蕭乾那樣重情重義，溫和仁藹的文學家，最終竟鬧得生死無以釋憾的地步，究竟是誰的罪過？作者若有正確的是非觀，答案便應該往別處尋找，可惜他沒有這份老吏決獄一查到底的勇氣。譴責惡而不譴責打開潘朵拉匣子的主凶，這當然既省筆墨又省麻煩，但省來省去，總不能把起碼的良知也一股腦全省掉吧？讀了那份沉痛得聲淚俱下的“悼詞”，我新長的見識是：否定一位大有修為的作家原是頂容易的事情，否定一大群有長才的作家也無難色，隻要揪出其皮袍裏的“小”，就可大功告成。我無意在沈從文與蕭乾的師生恩怨上巧加回護，但我明白“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古話自有它不易不奪的道理。要不然，這地球村就真會變成洪洞縣，連半個好人的影子也找不到了，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那位大言炎炎，嘩眾取寵的致“悼詞”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