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為“快言快語”就是好口才。事實上有很多的“敗嘴”恰恰就是敗在他自我感覺良好的“快言快語”上。“快言快語”容易學，但在快言快語下不出語失，那可就難了。真正既能快言快語，又能很少出語失的人畢竟都是些語言天才。凡夫俗子，逢人逢事未思發語，其結果自然撲朔迷離，正誤難料。如果你患了“嘴癢癖”，那麼，你在每天空耗了大把時間的同時，又要在無頭的語言官司上浪費多少精力呢？
看到什麼說什麼，聽到什麼說什麼，聞到什麼說什麼——語言是“快”了，但卻都是人腦對客觀事物未及縷理的前提下感官的語言折射，因而這種語言往往是非理性的、片麵的、不成熟的，也是容易引起各種更多的語言爭紛的。中國人由史而今一脈相承的好打嘴仗的劣習，其主要症結就出在廣泛使用“少思多嘴”的“直入式”語言上。既然大腦是聽覺、視覺和嗅覺的綜合過濾器，為什麼偏偏要讓動嘴走在動腦之前呢？
患“嘴癢”時來不及動腦——這也許是一種最好、也是惟一的解釋。但凡幹脆別動腦那倒也罷了，問題是腦子還總是要開動的，腦子一開動，大都是囿於對他人多心眼、小心胸的“有錯必糾”上，於是“嘴癢癖”的“下文”自然會是互不相讓的嘴角之仗。在這種嘴仗中，輸贏已顯得舉輕若重，因為被空耗掉的寶貴時間已經舉重若輕了——大家彼此彼此。
那麼，什麼樣的“嘴癢癖”會成為無畏的嘴仗之源呢？我謹列以下四種類型，供諸君參考：
愛抬杠型話說得精彩不見得就有人聽，事辦得漂亮不見就有人認。常常因為說話不注意分寸而挑起嘴仗的人，多是因為偶然的衝動、莫名的躁動、有意的抬杠心理——這是製造自身“嘴癢癖”的一根壞骨——這些揮之不去的迷茫與無妄，很有可能使人妄自菲薄、自以為是，凡事都要以反向的立場湊上一嘴巴，以自己觀點為核心而尋人愆尤。無畏的嘴仗由此而引發。
戴爾·卡耐基就遇到過這樣的人。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宴會。宴席中，卡耐基講了一段幽默故事，並稱他所征引的一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出自莎士比亞。殊知坐在他右手邊的一個仁兄嘴發了癢，老氣橫秋地予以“指正”說卡耐基犯了錯，“那句話應該出於《聖經》。”卡耐基見他說話時表現出來的一副抬杠的嘴臉很不以為然，況且他的話是完全錯誤的，正想與他爭辯，這時坐在卡耐基左邊的老朋友法蘭克·葛孟先生在桌下踢了卡耐基一下，對那愛抬杠的仁兄說：“戴爾，你當然是錯了，這位先生是對的。這句話出自《聖經》。我們都應該向這位先生請教才是。”
回家的路上，卡耐基對葛孟說：“法蘭克，你明明知道那句話出自莎士比亞。”
“是的，當然，”他回答，“《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場。可是親愛的戴爾，我們是宴會上的客人，為什麼要證明他錯了？那樣會使他喜歡你嗎？他抬杠了，就給他點顏麵；你也跟他抬杠，說明你也跟愛抬杠的人一樣無聊。”
“永遠避免與人正麵抬杠。”說這句話的人雖已經過世了，但卡耐基得到的這個教訓仍長存不滅。
葛孟給了卡耐基一個智慧，卡耐基給了抬杠者一個大度，那場無畏的嘴仗終於沒有打響。反觀我們國人：“文革”時期街頭巷尾“大鳴、大放、大辯論”的遺風迄今尚未褪盡。“嘴癢癖”“抬杠癖”癖癖都能生辯，逢事來不及思考嘴就先到，其實都屬對雞毛之辯蒜皮之爭，毫無意義。有時旁觀者能發現兩人的觀點在實質上並不矛盾，爭論的目的純粹是玩弄語言詭辯的把戲，掰語言腕子，無聊透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