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夜裏，風雨實在太大，大到驚心動魄。
是台風嗎？好像時間還早了一點。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麼大的風雨，又是在夜間，心裏感覺比什麼級別的台風都要恐怖。
我知道這山上沒有人住。白天偶爾有一些山民上來，但說是山民，卻都住在山腳下。因此，在這狂風暴雨的渦旋中，我徹底孤單。蔓延無際的林木這時候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它們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間所有暴力的體現者和響應者，都在盡著性子奔湧咆哮，翻卷肆虐。
沒有燈火的哆嗦，沒有野禽的呻吟，沒有緩釋的跡象，沒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沒有了，甚至懷疑，朗朗麗日下的風輕雲淡，也許隻是一個奢侈的夢影？
這個時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萬年前的先民。他們在草澤荒灘上艱難邁步的時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風暴雨的深夜。因為，這是生存的懸崖，也是毀滅的斷壁，不能不全神貫注，觸目驚心。對於平日的尋常氣象、山水風景，他們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兩眼，卻還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順著這個思路想開去了，一下子跳過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兩漢，來到了史前。狂風暴雨刪去了曆史，讓我回到了隻有自然力與人對峙的洪荒時代。很多畫麵交疊閃現，我似乎在畫麵裏，又似乎不在。有幾個人有點臉熟，仔細一看又不對……
——這時，我已經漸漸睡著了。
等我醒來時聽到了鳥聲，我知道，風雨已經過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盤算著，昨天已經沒吃的了，今天必須下山，買一點幹糧。
我經過多次試用，選中了山下小店賣的一種“壓縮餅幹”作為慣常幹糧。這種東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時候要同時喝很多水，非常耐饑，也非常便宜。其實這是一種戰備物資，貯存時間長了，本應銷毀，但這時“文革”尚在進行，民生凋敝，衣食匱乏，也就拿出來供應民間。民間對這種東西並無好感，因為口味幹枯，難於下咽。然而，這對我這個幾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頓書生而言，卻是一種不必烹煮又不餿不爛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餿不爛，為什麼不多買一點存著，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購買呢？隻要真正熬過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間的原因。口袋裏極少的一點錢，隨時要準備應付生病之類的突發事件，怎麼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錢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的代價就是饑餓感。兩感抗衡，終於頂不住了，就下山。
每當我又一次出現在小店門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連問也不問就會立即轉身去取貨。
他對我的態度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一個逃犯。按照當時的說法，叫做“逃避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但他顯然沒有舉報，按照他的年齡，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曆史問題”。何況這是蔣介石的家鄉，遠遠近近的親族關係一排列，很少有哪家與那批已經去了台灣的國民黨人員完全無關。既然每一家都有問題，彼此間的是非口舌、警惕防範，自然也就會少一點。
這，大概也是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想方設法讓我潛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說過，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蔣介石的一個隱秘藏書樓。原來叫“中正圖書館”，一九四九年之後當然廢棄了，卻沒有毀壞，摘下了牌子，關閉了門窗，由一位年邁的老大爺看守著。老大爺在與我進行過一次有關古籍版本的談話後，如遇知音，允許我可以任意閱讀藏書樓裏所有的書。我認真瀏覽了一遍，已經把閱讀重點放在《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和《東方雜誌》上。
由於一夜的風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葉斷枝。空氣特別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後放好買來的幹糧，又提著一個小小的鐵皮桶到溪邊打了一桶山泉水回來，便靜靜地坐著，等待老大爺上山，打開藏書樓的大門。
二
後來回憶三十年前這一段潛跡半山的歲月，心裏覺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蔣介石剛剛在台灣去世；我下山，是因為聽到了毛澤東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國二十世紀兩位強硬對手的生命較量終於走到了最後，一個時代即將結束。而恰恰在這個時刻，一種神秘的力量把我帶進了其中一位的家鄉藏書樓，長久關閉的老門為我悄然打開，裏邊是一屋子的中國古代文化經典！
平心而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毛澤東比蔣介石熟悉得多。在報紙上看到照片，他接見外賓的書房裏堆滿了中國古籍，而且似乎隻是中國古籍。他已經感受到生命終點的臨近，正急忙從兩千多年前的諸子百家中選取兩家，一褒一貶，作為精神文化遺囑。他的褒貶，我不同意，但是作為一個看上去什麼也不在乎的現代革命者，到最後還那麼在乎兩千多年前的精神價值係統，卻讓我吃驚。
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簡單，他隻把儒家傳統當做需要守護的文化，又特別欽慕王陽明。看管藏書樓的老大爺告訴我，蔣介石曾囑咐他的兒子蔣經國要經常到這裏來讀書。蔣經國忙，匆匆來過兩次，沒時間鑽研。
軍事及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評說，但世界上確實找不到另外一個民族，一代代統治者都那麼在乎曆史淵源，那麼在乎血緣根脈，那麼在乎華夏文明。
與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國總是互相遠征、互毀文明的情形不同，曆代中國人內戰再激烈，也隻是為了爭奪對華夏文明的正統繼承權，因此無論勝敗都不會自毀文明。即便是周邊地區的遊牧群落入主中原，也遲早會成為華夏文明中的一員。
這麼一想，我潛跡半山的生活立即變得純淨。當時山下的形勢還十分險惡，我全家的災難仍然沒有解除。但我的心態變了，好像層層疊疊的山坡山樹山嵐一齊拽著我蹬開了山下的渾濁喧囂，使我飄然升騰。一些看似空泛不實的大課題浮現在眼前，而且越來越讓我感受到它們的重要性。
例如，什麼是華夏文明？什麼是炎黃子孫？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後的五千年間，這些問題仍然被一代代地反複提出，而且似乎很難找到答案。
一切軍事或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隻不過軍事或政治行動總是極其繁忙又驚心動魄，構成了一個很難離得開的過程。很多人在過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後仍拔身不出，還深深地拖累了大地。隻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餘痕，卻也早已支離破碎。你看眼前，一個老軍人的遺產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對手也是同樣。麵對這樣的情景這樣的時刻，我隻有震驚沒有感歎，胸中纖塵全無，火氣頓消。因此，麵對這些諸如“華夏文明”、“炎黃子孫”這樣的大課題，也隻剩下了學術理性，而不再羼雜世俗激情。
我當時想，什麼時候世道靖和，我會下山，去瞻仰一些曆史遺址。因為正是那些地方，決定了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此刻在山上，隻能邊讀古籍邊遙想，讓心靈開始跌跌絆絆地旅行。
有時也會分神，例如下山時看到街邊閱報欄上張貼的報紙，發現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麼運動高潮，又印出了蠻橫的標語口號和批判文章。我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想念還在被關押的父親和已經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後好幾天，仍然回不過神來。這時就會有一場狂風暴雨在夜間襲來，把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讓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會輕輕地自語：黃帝，對，還是從五千年的黃帝開始，哪怕是猜測。
三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做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做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鑒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曆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曆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曆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曆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曆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曆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曆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作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曆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