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曆來喜歡把故事當做曆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裏曼（Heinrich Schliemann）從一八七〇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〇〇年對於克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裏特島上發掘克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的曆史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複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裏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都是。當時的一份《國粹學報》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種姓篇》中讚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作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是“加爾特亞”的轉音；黃節認為中國的“盤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轉音；劉師培認為中國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轉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比較過分的是丁謙，他斷言華夏文明早期創造的一切，巴比倫文明都已經有了，包括天文、曆法、數學、井田製、服飾、器用都來自那裏。連文字也是，因為據說八卦圖像與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相似。有的學者甚至憑著想象把巴比倫文明傳入華夏大地的路線圖都畫出來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間還發生爭論，就像兩個睡在同一個屋子裏的人用夢話爭吵了起來。例如丁謙認為，把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帶頭人是盤古，而章鴻釗則認為是黃帝。理由之一是，莊子說過黃帝登昆侖之上，而昆侖山正好是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必經中介。
不應該責怪這些學者“數典忘祖”。他們突然受到世界宏觀思維的激勵，試圖突破千年傳統觀念探索華夏文明的異域源頭，這並不影響他們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他們中有的人還是傑出的愛國人士。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論述暴露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嚴重缺乏實證材料，卻又好作斷語。即便有一點“實證”，也是從文本到文本的跳躍式比照，頗多牽強附會。若要排除這種牽強附會，必須有一種“證偽”機製，即按照幾個基本程序證明偽之為偽，然後方知真之為真。這些斷言華夏文明來自巴比倫的學者，在自己的思維中從來就缺少這種逆向的證偽習慣，因此聽到風就是雨了，而且是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實物證據，不斷地證明著這片土地上文明發生的獨立根脈。我還朦朧記得，好像是地質學家翁文灝吧，發表文章闡述遠古大洪水所沉積的黃土與大量舊石器時代文物的關係，證明黃河流域也有過舊石器時代，與西方的舊石器時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書樓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標題，現在記不起來了。
有過了“疑古”、“外來”這兩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們就可以重新檢視史料記載，對黃帝時代作出比較平穩的猜測了。
看管半山藏書樓的老大爺已經連續問了我三次：“這麼艱深的古書，這麼枯燥的雜誌，你那麼年輕，怎麼有耐心幾個月幾個月地看下去？”
前兩次我隻是笑笑，等到問第三次時，我做了回答。
我說：“大爺，隻要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大疑問，看古往今來的相關爭論，然後加入自己的判斷和猜測，這就像看一場長長的球賽，看著看著自己也下場了，非常有趣。”其實，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學術路線。
四
我當時對黃帝的猜想隻能是粗線條的，因為半山藏書樓雖然有不少書籍，但畢竟有限。
黃帝，是華夏民族實現第一次文明騰躍的首領。在這之前，中國大地還處於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後代就把各項文明的開創之功都與他聯係在一起，貼附在他身上，並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這並不是說，華夏文明由他開始，而隻是說，決定華夏文明之成為華夏文明的那個關鍵曆史階段，以他為代表。
黃帝出生在哪裏？肯定不是巴比倫，而是在黃河流域。在黃河流域哪一段？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為他的部落一直在戰爭中遷徙，所謂“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有關黃帝出生地的說法倒是有好幾種，牽涉到現在從甘肅到山東的很多省。經過仔細比較，陝西、河南兩地似乎更有說服力。而我個人則傾向於河南新鄭，那裏自古就有“軒轅之丘”、“有熊氏之墟”。黃帝號“軒轅氏”，又號“有熊氏”，可以對應起來。
黃帝有一個“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曆來有不少人認為炎帝就是神農氏，但也有人說他隻是神農氏時代的最後一位首領。炎帝好像出生在陝西，後來也到河南來了，並且延伸到了長江流域。
黃帝和炎帝分別領導的兩個部落，在當時是最顯赫的。
炎帝的主要業績比較明確，那就是農業。他帶領人們從采集野果、捕魚打獵的原始生態，進入到農業生態，開始種植五穀菜蔬，發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農具。他也觸及了製陶和紡織，還通過“嚐百草”而試驗醫藥。顯然，炎帝為這片土地的農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相比之下，黃帝的業績範圍就擴大了很多。除了農業，還製作舟車，養蠶抽絲，製玉，做兵器，並開始采銅，發明文字和曆法。
由此作出判斷，黃帝應該比炎帝稍稍晚一點。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黃帝可以有多餘的財富來做一些文明等級更高的事情了。這樣，後來他們發生軍事對峙，也就各自代表著前後不同的曆史痕跡。簡單說來，黃帝要比炎帝進步一點。所謂“軒轅之時，神農世衰”，就傳達了這樣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平和務實，厚德載物；而黃帝則氣吞山河，懷抱千裏。
據《商子》記載，在炎帝的部落裏，“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於王”。這實在是一個讓後人永遠向往的太平世道。《莊子》也有記載，說那個時期“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按《莊子》的說法，那還是一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係社會。其實，從其他種種跡象判斷，那已經是一個從母係社會向父係社會過渡的時代。
黃帝就不一樣了。男性的力量大為張揚，溫柔的平靜被打破，試圖追求一種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習用幹戈”，“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儼然是一位騎在戰馬上俯瞰原野的偉大首領。
黃帝所達到的高度，使他產生了統治其他部落的雄心。這在大大小小各個部落互相殺伐的亂局中，是一種自然心理。而且，從我們今天的目光看去，這也是一種曆史需要。
大量低層次的互耗，嚴重威脅著當時還極為脆弱的文明底線，因此急於需要有一種力量來結束這種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續。於是，鴻蒙的聲音從大地深處傳出：王者何在？
這裏所謂的“王者”，還不是後世的“皇帝”，而是一種不追求個人特權，卻能感召四方、平定災禍的意誌力。但是，這種意誌力在建立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無數障礙，其中最大的障礙，往往是與自己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強者。對黃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