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化解了，但還有一個幽默的結尾。
為宋國立下了大功的墨子，十分疲意地踏上了歸途，仍然是步行。在宋國時，下起了大雨，他就到一個門簷下躲雨，但看門的人連門簷底下也不讓他進。
我想，這一定與他的黑衣爛衫、黑臉黑腳有關。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運用大智慧救苦救難的，誰也不認；擺弄小聰明爭執不休的，人人皆知。”
四
在大雨中被看門人驅逐的墨子，有沒有去找他派在宋國守城的三百名學生？我們不清楚，因為古代文本中沒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確實有一批絕對服從命令的學生。整個墨家弟子組成了一個帶有秘密結社性質的團體，組織嚴密，紀律嚴明。
這又讓墨家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黑色。
諸子百家中的其他學派，也有親密的師徒關係，最著名的有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的孔子和他的學生。但是，不管再親密，也構不成嚴格的人身約束。在這一點上墨子又顯現出了極大的不同，他立足於低層社會，不能依賴文人與文人之間的心領神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濃烈，是黑色黏土般的成團成塊。曆來低層社會要想凝聚力量，隻能如此。
在墨家團體內有三項分工：一是“從事”，即從事技藝勞作，或守城衛護；二是“說書”，即聽課、讀書、討論；三是“談辯”，即遊說諸侯，或做官從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認為最能幹、最忠誠的有一百八十人，這些人一聽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後來，墨學弟子的隊伍越來越大，照《呂氏春秋》的記載，已經到了“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極其艱苦的生活方式、徹底忘我的犧牲精神，承擔著無比沉重的社會責任，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種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他去世之後，這種感召力不僅沒有消散，而且還表現得更加強烈。
據記載，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後來此君因受國君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難再堅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殺。自殺前，墨家首領派出兩位弟子離城遠行去委任新的首領，兩位弟子完成任務後仍然回城自殺。新被委任的首領阻止他們這樣做，他們也沒有聽。按照墨家規則，這兩位弟子雖然英勇，卻又犯了規，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新任首領的指令。
為什麼集體自殺？為了一個“義”字。既被委托，就說話算話，一旦無法實行，寧肯以生命的代價保全信譽。
慷慨赴死，對墨家來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這不僅在當時的社會大眾中，而且在今後的漫長曆史上，都開啟了一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司馬遷所說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的“任俠”精神，就從墨家滲透到中國民間。千年崇高，百代剛烈，不在朝廷興廢，更不在書生空談，而在這裏。
五
這樣的墨家，理所當然地震驚四方，成為顯學。後來連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但是，這兩大顯學，卻不能長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終於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差別的“兼愛”否定了儒家有等級的“仁愛”。他認為，儒家的愛，有厚薄，有區別，有層次，集中表現在自己的家庭，家庭裏又有親疏差異，其實最後的標準是看與自己關係的遠近，因此核心還是自己。這樣的愛是自私之愛。他主張“兼愛”，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愛他人就像愛自己。
《兼愛》篇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這話講得很明白，而且已經接通了“兼愛”和“非攻”的邏輯關係。是啊，既然“天下兼相愛”，為什麼還要發動戰爭呢？
墨子的這種觀念，確實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愛”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禮，也就是重建周禮所鋪陳的等級秩序。在儒家看來，社會沒有等級，世界是平的了，何來尊嚴，何來敬畏，何來秩序？在墨家看來，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平的，隻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嚴。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麼上層貴族。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督察之力，有一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於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說，兼愛，也就是把陌生人當做自己父親一樣來愛，那就是否定了父親之為父親，等於禽獸。這種推理，把兼愛推到了禽獸，看來也實在是氣壞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說，如果像儒家一樣把愛分成很多等級，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那麼，總有一天也能找到殺人的理由。因為有等級的愛最終著眼於等級而不是愛，一旦發生衝突，放棄愛是容易的，而愛的放棄又必然導致仇。
在這個問題上，墨家反複指出儒家之愛的不徹底。《非儒》篇說，在儒家看來，君子打了勝仗就不應該再追敗逃之敵，敵人卸了甲就不應該再射殺，敵人敗逃的車輛陷入了岔道還應該幫著去推。這看上去很仁愛，但在墨家看來，本來就不應該有戰爭。如果兩方麵都很仁義，打什麼？如果兩方麵都很邪惡，救什麼？
《耕柱》篇說，墨家告訴儒家，君子不應該鬥來鬥去。儒家說，豬狗還鬥來鬥去呢，何況人？墨家笑了，說，你們儒家怎麼能這樣，講起道理來滿口聖人，做起事情來卻自比豬狗？
作為遙遠的後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爭論作幾句簡單評述。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於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雖然難於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儒家的仁愛，由於太講究內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係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於走出。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曆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態都有批判。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於繁縟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於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人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複古，隻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家認為，隻有創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間之好。在這裏，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個邏輯弊病。儒家認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騰自我創新的則是小人。墨家說，你們所遵從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創新的成果呀，難道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們不就在遵從小人了？
墨家還批評儒家“不擊則不鳴”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為了天下興利除弊，“擊亦鳴，不擊亦鳴”的勇者責任。
墨家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對儒家常有誤讀，尤其是對“天命”中的“命”、“禮樂”中的“樂”，誤讀得更為明顯。但是，即使在誤讀中，我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既然站在社會低層大眾的立場上，那麼，對於麵對上層社會的秩序理念，確實有一種天然的隔閡。誤讀，太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