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稷下學宮所麵臨的最大難題是顯而易見的：它是齊國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庫的職能，卻又如何擺脫政府的控製而成為一所獨立的學術機構，一個自由的文化學宮？
出乎人們意料，這個難題在稷下學宮解決得很好。
學宮裏的諸子不任官職，因此不必對自己的言論負行政責任。古籍中記載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等，都說明了這個特點。稷下學者中隻有個別人偶爾被邀參與過一些外交事務，那是臨時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參政。
一般認為，參政之後的議政才有效，稷下學宮斷然否定了這種看法。
參政之後的議政很可能切中時弊，但也必然會失去整體超脫性和宏觀監督性。
那種在同一行政係統中的痛快議論，很容易造成言論自由的假象，其實說來說去還是一種“內循環”，再激烈也屬於“自言自語”。這樣的議論，即便像管仲、晏嬰這樣的傑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何必還要挽請這樣一批批的遊士過來？
因此，保持思維對於官場的獨立性，是稷下學宮的生命。
不參政，卻問政。稷下學宮的自由思維，常常成為向朝廷進諫或被朝廷征詢的內容。朝廷對稷下學者的態度很謙虛，而稷下學者也可以隨時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學宮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書中提到他與齊宣王討論政事就有十七處之多。齊宣王開始很重視孟子的觀點，後來卻覺得不切實用，沒有采納。但這種轉變，並沒有影響孟子在學宮中的地位。
齊國朝廷最感興趣的是黃老之學（道家），幾乎成了稷下學宮內的第一學問，但這一派學者的榮譽和待遇也沒有因此比其他學者高。後來三為“祭酒”執掌學政而成為稷下學宮“老師中的老師”的荀子，並不是黃老學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學生韓非子則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於統治者的取舍並不影響各派學者的社會地位和言論自由，稷下學宮裏的爭鳴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礎。彼此可以爭得很激烈，似乎已經水火難容，但最後還是達到了共生互補。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學者到底屬於什麼派，越到後來越難於說清楚了。
學術爭論的最高境界，就在於各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後，又遇到了充分的駁難。結果，誰也不是徹底的勝利者或失敗者，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個等級。
五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長歎一聲。我們在現代爭取了很久的學術夢想，原以為是多麼了不起的新構思呢，誰知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實行了，而且實行了一百多年！
稷門之下，係水之側。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發掘發現，這裏有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遺跡。漫步其間，無意中還能檢到瓦當碎片。要說遺跡，什麼大大小小的建築都見過，但在這裏卻矗立過中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因此讓人舍不得離開。
這樣的建築群倒塌得非常徹底，但與其他建築群不一樣的是，它築到了曆代中國人的心上。稷下學宮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製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麵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曆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裏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裏，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連很多學者的個體人格，往往也沉澱著很多“家”，有時由佛返儒，有時由儒歸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續著稷下學宮的豐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
這就是說，稷下學宮作為一個教學機構，即便在淪為廢墟之後，還默默地在社會的公私領域傳授著課程。
六
與稷下學宮遙相呼應，當時在西方的另一個文明故地也出現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我們一般稱之為雅典學派或雅典學園。
“雅典學園”和“稷下學宮”，在名稱上也可以親密對仗。據我的推算，柏拉圖創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這是巧合嗎？如果是，那也隻是一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那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齡對照表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