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共二十大以後的中蘇兩黨關係，我最熟悉，也是我的回憶錄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關於這個問題，我對趙仲元說了，你同閻明複兩個人商量，情況你們最了解，手上也有材料，可以先去整理一個稿子交給我，然後我們討論、修改，不像別的問題，必須是我談了，他們才能動手寫。現在我不幹擾你們。
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黨的兩位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矛盾產生和發展過程。這在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中是有反映的。你要寫中央辦公廳20年，對這些是無法回避的。但是，怎麼寫，需要認真地考慮。
如果回憶錄第二冊隻寫中央辦公廳本身的工作，那很簡單，有萬把字就夠了。辦公廳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秘書工作，處理中央交辦的日常事務。主要是處理文件和生活服務，還有安全保衛。我在中央辦公廳這個崗位上，就是中央交辦什麼就辦什麼，所以我常說我是“聽用”。比如，1962年精減城市人口，動員2000萬人口下鄉，就是我辦的。我是中央精簡小組組長，經常辦事的就是馬文瑞、郗占元和我幾個人，搞了一年多。
中央辦公廳有一項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各種製度。過去在延安時，辦公廳管的麵比較窄，各種製度有也隻是個雛形。以後逐步發展，到20世紀50年代，中央辦公廳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大攤子”，機構和各種製度都逐步健全，如保密製度，機密文件的管理、文書立卷和歸檔製度，中央檔案館的建立等等。中央檔案館是我和曾三兩個人積極籌劃，在周總理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
中央辦公廳的機構也是有分有合，時分時合，根據工作需要不斷地變化。還有一點，由我那時起直到現在，中央辦公廳和地方各級黨委辦公廳沒有隸屬關係。那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辦公廳都提出要中央辦公廳領導，我說這不行。各級黨委辦公廳是為你們的同級黨委服務的。你們黨委要你們做什麼、怎麼做，你們就做什麼、怎麼做，業務上可以互相交流經驗，但是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
關於中辦本身的問題，我的回憶錄裏可以寫一點，也可以不寫。如果寫，筆墨不能太多。
寫中辦20年，還是要靠中辦的幾位老同誌。他們都很積極、很熱心，更重要的是他們熟悉情況，寫起來得心應手。陳麒章也是80歲的老人了，他仍自告奮勇寫出了那篇《高饒事件》。他所以寫得好，因為他也是親身經曆，熟悉情況嘛。當然就回憶錄全書講，要靠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方麵，應該講李琦已經盡了很大力量，除了章學新、龔希光這些已經退下來的老同誌以外，還設法從文獻研究室給我們擠出了幾個年輕的業務骨幹。但是像現在這樣搞下去，時間要很長。要考慮他們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長期抽出這麼多力量來幫助我搞回憶錄。因此，我們一定要抓緊時間，力爭朝夕。哪些應該保留，哪些應該取掉，要有一個總體布局。
最後，“文化大革命”寫不寫？如果寫，在我這本書裏也隻能簡單地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羅織了什麼罪名，受了什麼折磨就可以了。還有，由於我的問題株連了很多好同誌，要向他們表示歉意。
寫回憶錄最可靠的是曆史文獻
楊尚昆說：
寫回憶錄要充分利用檔案。我想，周總理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結束以後，要請檔案館的同誌來談一下，可不可以直接同他們建立關係，我們這裏的同誌可以到他們那裏去看點材料。我認為寫回憶錄最可靠的還是曆史文獻，比如哪件事發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當時的情況到底怎麼樣，僅僅靠個人的回憶是說不清楚的。原來中辦機要室編的《中央工作大事記》可以找出來看看，作為線索，可以引出很多回憶。薄一波寫《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就使用了它嘛。劉吉順從陝西帶回的那些材料很好，我都看了。關於那時胡耀邦和劉瀾濤發生爭論的情況，現在也可以寫一本書。當時西北局的指導思想基本上是“左”的，胡耀邦反“左”反得厲害。胡耀邦的文章很漂亮，他到陝西以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個題為《走馬到職報陝情》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這次你們到廣東去也取回了不少材料，都很好。你們根據這些材料整理的那篇《在改革開放的前哨》我也看了，廣東那一段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比較容易寫。所以，應當請中央檔案館的同誌了解我們這裏的工作情況，給我們一點配合。
1998年2月25日，楊尚昆請中央檔案館的同誌來談利用檔案問題。他說:
我打算寫一本回憶錄。這一來就要查閱很多材料。我手上什麼曆史材料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我自己保存下來的日記，“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人抄家抄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給我平反的時候，原來專案組的人說這些東西都燒掉了。但是究竟燒掉沒燒掉，誰都拿不出一個憑據來。最近，崔雙甫從已經撤銷的“中辦政治部”遺留下來的廢品堆裏給我找回來一個帆布箱。箱子裏麵除了一些信件、照片、雜物外，還有幾本日記。日記隻有1949年到1967年的一部分，很不完整。我的日記也沒有很大的用處，因為日記裏隻寫哪一天做了哪些事，並沒有具體內容。但是從日記裏可以搜集到我的曆史腳印，多少有些參考作用。現在要寫回憶錄，我想請你們幫助我再找找，看能不能把遺失的部分再找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