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辦公廳搞了20年，這20年的檔案原來由機要室檔案科立卷歸檔，比較完整，聽說這部分檔案已經移交給你們了。現在就是要看看你們那裏有哪些和我有關的材料，請你們提供給我們使用。具體辦法你們去商量，當然要按照你們的規矩辦。我們這裏怎麼保管、使用也要立個規矩，不能把你們的材料隨便拿給第三個人去看，那不行。現在大家都在搶材料，搶到一點材料就去寫東西。不是叫“市場經濟”嗎？我們要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請你們幫助找些檔案材料，要按照你們的規矩，你們的規矩也是過去在我主持下訂立的。我不能違反我自己立的規矩。當然，原來立的那些規矩你們已經把它進一步完善了，所以還是按照你們的規矩。你們提供給我們使用的材料，我們向你們負責，嚴格保密，保證不擴散。
關於回憶錄中如何反映中蘇兩黨關係問題
1998年3月24日，楊尚昆同閻明複、趙仲元談話，他說：
前些日子我約中央檔案館的同誌來，商量寫回憶錄要利用檔案，請他們給以支持的問題。他們告訴我，他們也買了一批蘇聯的檔案，但是還沒有翻譯，有些什麼重要內容還不知道。據我了解，現在我們國家從俄國買了不少檔案回來。但是買回來以後基本上沒有動，就是說沒有組織力量翻譯。到俄國買檔案的單位很多，但是相互間缺乏通氣。我現在跟你們商量一下，我想關於中蘇關係，就是從蘇共二十大以後到赫魯曉夫下台，這一段曆史的見證人隻有我們幾個人。外交部那時都不大清楚這些事情，因為那時實際上把這一部分工作拿到中央辦公廳來了。蘇聯駐華大使館有事直接打電話給中辦，他們的大使差不多每個月都要求見我一兩次，很多事情通過我轉達，而不是經過外交部。所以中蘇關係離開我們這些人，許多情況說不清楚。
中蘇兩黨吵架的時候，鬥爭最堅決的是閻明複。在會場上，人家有多大的嗓門他就有多大的嗓門，因為他那個時候真動感情了。我現在想，可否由外交部牽頭，包括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中央聯絡部、中央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還有中央文獻研究室，把各自掌握的東西開出個目錄，然後集中起來大家合力把這一段的中蘇關係認真地研究一下。在這個基礎上，你們兩個參加進去，把這一段曆史詳詳細細地整理出一篇東西來。否則，誰掌握一點材料，誰就寫一篇東西發表，不但出不了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弄得不好還可能引起許多問題。你們是不是找外交部商量一下，請他們牽頭把這件事搞起來，因為這也是外交史嘛！
我覺得我的回憶錄不算什麼，慢一點也沒關係。現在趁你們兩個在，我還在，這一段曆史我們可以給他們補一補，叫“補白”。要把力量組織起來，弄點經費，一起搞一下。將來我的回憶錄可以從這裏抽出一兩個問題交代一下就行了。
從中蘇兩黨兩國的曆史關係上講，斯大林時代，當然也包括後來的赫魯曉夫在內，總認為我們不聽他們的話。所以他們對我們的做法也有很多是不讚成的。那時蘇聯確實是大國沙文主義。比如，他們提出不準第三國進入我們的東北、新疆，還有保留在我們的旅順、大連的特權問題，等等。那時有的蘇聯專家在我們這裏態度也很壞。科瓦廖夫就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裏90％以上都是俘虜兵，是農民，紀律渙散。這簡直是莫明其妙，不知根據何來。另外，他們還認為中國以周恩來為首，外交部的一批幹部都是親美的，黃華是親美的，王炳南也是親美的。為此，我同阿洛夫還吵過一架。我問阿洛夫，你說他們親美有什麼根據？王炳南同美國根本沒有關係嘛。他無言以對。還有，阿洛夫在延安時看到我們同美軍觀察組的關係搞得比較好，也不滿意。在他看來這就是親美，親美是我們外交的基本政策。有這麼一個故事，你們可能不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陳毅留守北京。有一次尤金跟陳毅開玩笑，說現在他們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個人，你可以大權獨攬，你可以搞政變嘛。陳毅把這件事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去了。毛澤東就認為蘇聯有一個顛覆我們政權的計劃，尋找我們黨裏的赫魯曉夫。後來就認為這個赫魯曉夫已經睡到我們的身旁了，所以，什麼“秘密錄音”問題呀，等等，都聯係起來了，就是怕他老人家百年之後也有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