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在1953年，揭露於1954年初，到1955年春處理完畢。這是建國以來在黨內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鬥爭。親身經曆過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經不多了。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了解事件發生、發展到處理的全過程。為了說清楚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我還是從高崗、饒漱石這兩個人說起。
一、高崗和饒漱石
我同高崗、饒漱石認識得很早：隨中央紅軍長征，在1935年冬抵達陝北，就認識了高崗；同饒漱石認識得更早一些，1928年我主持上海總工會工作期間，他在我的領導下工作，那時我管他叫“小饒”。
在調來北京前，高崗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並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和黨的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饒漱石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委，又是七屆中央委員。但從出身經曆到平時作風，他們兩人很不相同。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橫山一個以燒賣木炭為業的農家，隻上過初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從農村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中闖出來的工農幹部。到東北前，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即劉誌丹部隊）政委、三邊（定邊、安邊、靖邊）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等要職。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劉誌丹、謝子長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過程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東北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經濟建設的大規模展開，走在全國前麵；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但他有個致命的弱點，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方麵，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製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麵發展的必然結果。”
饒漱石，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的一個中學教師之家，上過大學，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從白區城市進步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地下黨鬥爭中鍛煉成長的知識分子幹部。1935至1938年間被派出國工作，回國後到華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協助兼書記的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分管白區工作。他有較強的工作能力，曾被少奇同誌譽為“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期間，他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同誌協助下，領導軍民就地堅持鬥爭，渡過難關，曾受到毛主席表揚。但是，這個人城府很深，寡言笑，少交往，幾乎沒有朋友，也極少主動找幹部談心。平時他給人的印象是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生活作風上同高崗相反，煙、酒不沾，從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可是，同他共事較久的同誌對他的評價都不好：原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秘書長李一氓說饒“心胸狹窄，權欲很重”；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說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曾做過他的政治秘書的艾丁說饒是“偽君子”。饒的權位觀念重，我也領教過一次：1946年底前後，北平軍事調解處執行部解散，饒（軍調期間任中共代表團顧問）飛回延安。我去機場接他，招呼他“小饒”，他就像沒有聽見一樣；我追上前喊一聲“饒政委”，他才答應。過後我向陳毅提起這件事。陳說，饒這人就是這樣。後來饒搞分裂活動敗露，證明此人果然是“大奸似忠”。1954年春，鄧小平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
這兩個看起來如此不同的人，由於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來了。
二、事件的先兆
高崗在東北掌握大權後，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動起當獨霸一方的“東北王”、相機攫取更高權位的邪念。他從三方麵下工夫：一是處處強調東北“特殊”，在政策執行上也強調“情況特殊”而自作主張，有的明顯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劉少奇、周恩來視為他實現野心的最大障礙，散布流言飛語，設法貶抑、詆毀他們；三是極力討好蘇聯，妄圖“挾洋自重”。那時的蘇共和蘇聯政府大國沙文主義很露骨，高崗卻公然對蘇方說：“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邊界。”他在蘇方派駐滿洲鐵路係統的總顧問柯瓦廖夫麵前發泄他對劉少奇的不滿，並且造謠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崗隨劉少奇訪蘇回國後，又向人散布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賞識他高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