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1952年春饒漱石在北京還演了一出鬧劇：那一年年初，他因顏麵嚴重痙攣無法工作，經華東局常委會報請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養和治療。他卻疑神疑鬼，懷疑中央可能對他在華東的工作不滿意，借此“調虎離山”；又不知從哪裏聽說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華東幫助工作，心情越來越緊張，情緒越來越煩躁。本來，饒漱石同少奇同誌比較熟悉，這回卻不去找劉，原因是他覺得毛主席和少奇同誌當時在某些問題上主張不太一致，就開始要同劉“保持距離”，並且常在陳毅耳邊說少奇同誌的壞話。5月間，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緊急求見已經入睡的毛主席。主席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見。饒漱石東拉西扯地談了大約3個小時，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患得患失心理。過後，毛主席向我提起這件事，說那個晚上他聽了半天也鬧不清饒到底要說什麼，最後才聽出點眉目，原來饒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來了。
建國初，我們黨用3年時間，完成了經濟恢複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務。1952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進入大規模建設時期。
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少奇同誌把我和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找去，商議如何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構適應上述形勢和任務變化的需要。少奇同誌還交代我和安子文起草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在1952年7月間由他報給毛主席。8月4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認為可行”，“即照少奇同誌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這以後不久，鄧小平、高崗、饒漱石（西南、東北、華東三個中央局的第一書記）和鄧子恢、習仲勳（中南、西北兩個中央局的第二書記）等，相繼被調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饒正隨少奇同誌赴蘇參加蘇共“十九大”，會後又留下考察一些蘇聯工廠，到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
1952年11月，中央決定將各大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並進一步醞釀在適當時機撤銷各中央局和這些大區行政委員會，再抽調地方上一些幹部充實中央機構；同時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改革國家體製。
1953年初，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在周恩來主持下，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係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和加強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對政務院工交、財貿、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計劃工作和8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
與此同時，毛主席為了減輕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負擔，提出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線，隻抓大事的設想。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國家計委舉足輕重，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計委主任，又分管8個工業部，權勢顯赫，同其他進京的中央局書記相比，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進入了建設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和人事相應地要有較大幅度的調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組織部舉足輕重，它的部長被毛主席戲稱為“吏部尚書”。這兩個人隨著地位和權力的上升，個人主義思想急劇膨脹。高崗更加目中無人，迫不及待地想當領袖；饒漱石也急於想在政治投機中附高崗驥尾，分得一杯羹。他們根據一些表麵現象，錯估了形勢，認為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之間有隙可乘，視為良機。於是，1953年的夏秋之際，中央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兩人配合默契，“這邊一跑，那邊一鬥”，演出了企圖分裂黨的“二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