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央醞釀參照蘇聯模式調整黨政最高權力機構和中央分一、二線時，高崗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造謠說毛主席已經不重視劉少奇，打算安排劉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可是，在另外的場合，他又表示不同意由周而主張由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後來他在杭州又向陳正人自我吹噓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他又說：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是“高林”了。
——財經會議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繼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胡說在我們黨曆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結論。他還把我們黨的幹部分為兩部分，說毛主席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進而鼓吹什麼我們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自己就是這個主體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開始揭批高崗時，周恩來對高的這種謬論概括地稱為“軍黨論”）；散布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該徹底改組，由他來掌握。企圖借此煽動紅區幹部和軍隊幹部跟他一道，拱倒劉少奇、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
——1953年秋後，高崗竟去鄧小平、陳雲處“煽風點火”。在鄧麵前他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小平同誌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牆上掛的幾張中央書記像說，就在這中間嘛！並向高指出，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輕易更動。10月間，高崗又去找陳雲，說要向毛主席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提出“你一個，我一個”。小平和陳雲同誌都感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及時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親自“測試”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少奇同誌臨時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本來，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高崗卻表示反對，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這一試，果然使他露了底。
四、饒漱石見風使舵
饒漱石到北京後深夜請見毛主席，已經暴露了他患得患失的心態。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他還心神不定。那時，他誤以為高崗權勢日盛，劉少奇可能“失勢”，於是不擇手段地“通過與安子文劃清界限，來表明自己不是劉少奇的幹部，以取得高崗的同情和信任”。他在自己後來寫的書麵檢查中承認，這是“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眼光，來揣測黨內生活，並從維持、鞏固和發展個人權位的野心出發，企圖利用黨內的某些‘空隙’來進行政治投機”，結果“不僅成了高崗反黨活動的最有力資本和工具，而且實際上作了為高崗分裂黨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陰謀掃清道路的先鋒”。
——剛到中央組織部，就同劉少奇、安子文鬧別扭。1953年2月底，饒漱石將整理成文的《蘇聯工廠考察報告》稿送請少奇同誌審查。少奇同誌讓他拿給安子文去看和決定分發名單，並交由中央組織部付印。饒大為不滿，隻讓鉛印幾十本，借口未經中央審定，扣壓在手裏不讓分發；幾個月後，少奇同誌向他索取，才勉強給了兩本。
——1953年春，中央組織部由王甫（當時任黨員管理處處長）、趙漢（當時任辦公廳主任）帶幾個同誌去山東考察“新三反”運動和農村整黨情況，受到當地黨組織的阻撓。他們找到當時主持山東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談不攏，隻得返回北京。安子文聽過他們的彙報，隨即向少奇同誌和周總理反映。饒漱石小題大做，借機向安子文發起突然襲擊。在5月間的一次部務會議上，他聲色俱厲地指責安“膽大妄為”！為什麼有問題不向他反映，先向劉、周反映？說什麼“王甫、趙漢是新兵，他們聽到槍聲，不免有些緊張，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該聽到一點槍聲就……”過後，饒又召開了幾次會，毫無根據地給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覺不靈”，“支持條條，反對塊塊”等帽子，甚至把王甫、趙漢被迫離開山東歪曲為“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議”。尤其惡劣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謊報情況，說什麼安子文接受了他的“批評”。這樣一鬧，中央組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了。後來毛主席在批評饒漱石時說：“你不要認為你作過大區第一書記，你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呢，為什麼你鬥爭一個‘吏部尚書’（指安子文）不給中央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