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積極夥同高崗一道鬥爭薄一波，指責安子文有幾天未到會是“消極抵製”，一再逼迫安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麵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安子文頂住了，沒跟他走）。而且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不顧毛主席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財經會議核心領導小組會上把所謂“圈圈”問題和“名單”問題抖落出來，“火上澆油”。安子文明明早已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麵檢討，並請求處分，饒卻抓住不放，並散布說，財經會議上鬥爭薄一波，會後還要鬥“圈圈”中的安子文。實際上，沒等到財經會議結束，饒就在中央組織部內鬥爭安子文了。他說“中央組織部是一潭死水，要把它震動一下”。7月22日，他召開部務會議，強詞奪理地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支持條條、反對塊塊”問題、“整黨建黨規定問題”、“中央組織部對華東局和山東分局表示抗議問題”等等，對安子文橫加指責，而且態度蠻橫，不容申辯。7月25日，他又召開部務會議，把安子文將7月22日部務會議上發生的事向少奇同誌反映，斥為“有意挑撥是非，製造分裂”；並借題發揮，以中央組織部檢查官僚主義不徹底為由，要求重新開會專門檢討部裏的工作，實際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檢討。這個會在8月中旬接連開了兩天，安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饒卻一味吹毛求疵，無理取鬧。有些本來是饒漱石冤枉安子文的事情，安提出證明，要求派人查實更正，饒卻蠻橫地拒絕調查。更為荒謬的是，饒本來已同安子文商定，安作檢討時，對“名單”問題隻作一般交代（說明3月間他在組織上犯了一個錯誤，已向中央作檢討並請求處分）而不談“名單”的具體內容；在安檢討過程中，饒還插話說過：“這個問題不便在這裏講。”但當第二天會上有人對安進行批評後，饒卻對大家沒有追問“名單問題”加以指責，說：“安子文千對萬對，但在這件事情上犯了嚴重錯誤。你們應當首先追問安子文：你犯了什麼嚴重錯誤？”與會同誌指出是他自己交代不要談這個問題，饒又強辯說：“是，我是那麼說了，但是你們應當追問，你們問了以後，我再出來解釋。這應當是黨內鬥爭的教訓！”但是沒有人響應，他自感孤立無援，不得不暫且收場。
——1953年9月，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少奇同誌受毛主席委托，主持會議領導小組的工作。參加這個領導小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勳、錢瑛和我，還有饒漱石、安子文和6個中央局的組織部長。我隨時將會議進展情況給毛主席寫書麵彙報。這次會議，原定主要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順利進行。饒漱石卻在會議內外興風作浪，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組織部長跟他一起攻擊安子文。但仍沒有能掀起多大波瀾。他不甘心，在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發牢騷，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毛主席讓鄧小平問饒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去請來。饒心裏虛，隻點了一個陳賡（當時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原來他聽說抗日戰爭初期，陳賡帶部隊在太行地區活動時，在後勤供應方麵對薄一波有不滿；又知道陳講話“沒遮攔”，以為陳如果到會，能放上一炮。可是，陳賡來後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來發言。饒又一次打錯了算盤，他的目的沒有達到。
中央覺察到會議方向被搞偏了，決定大會暫停，轉入開領導小組會議，先解決中央組織部的內部問題。在連續幾天的領導小組會上，饒漱石根本不承認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其他幾位同誌批評他的一些事情，反過來氣勢洶洶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誣蔑安子文“霸著組織部”，使他“插不進來”，而部裏一些同誌同安串通一氣，抗拒他的領導，企圖借這次會議使地方上的組織部長們造成一種錯覺，爭取他們站到自己一邊。可是，問題一經拿上桌麵，擺事實，講道理，饒的種種謊言全被揭穿。情急之下，他竟然又捏造“事實”，說他的政治秘書陳麒章調來半年，組織部還不接組織關係。當時在場參加記錄工作的陳麒章，不得不取得會議主持人許可，破例站起來發言，聲明他一到中央組織部，趙漢就把他編入一個支部，饒說的根本不符合事實。少奇同誌在主持領導小組會議的過程中，對饒進行了嚴肅批評。饒反而在另一次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蠻橫地責怪劉少奇在處理他與安子文的關係上“感情用事，把問題擴大了”，甚至威脅說：“如果少奇同誌發言不謹慎，這個領導小組會要出問題。”因此，中央不得不決定，劉、饒、安三個人在領導小組會上的最後發言稿都先送交中央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