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了讓家長們結束恐慌，根本的辦法還是要革除現行教育體製的弊端。不過，我想在這裏強調，對於弊端的革除，家長們也有一份責任。事實上，你們的恐慌也助長了弊端的肆虐，二者之間有一種共謀關係。我要向你們講兩個很簡單的道理。第一，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你們驅策孩子學各種班，互相攀比，這樣做隻會在總體上加劇不良競爭，而被錄取的人數不會增加，結果多數孩子的班是白學了，獲利的隻是辦班的機構。第二，即使你的孩子在不良競爭中獲勝，付出的代價也太大，犧牲掉的是童年的幸福。從長遠來看，孩子將來是否有出息，身心的健康生長遠比一紙文憑重要。所以，你們自己要保持清醒，拒絕恐慌，拒絕不良競爭，倘若中國的多數家長都有這樣的覺悟，現行教育體製想不變也難了。
2006年8月
導師豈能成“老板”
在中國的高校中，研究生把自己的導師稱呼為“老板”，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如此稱呼，倘若隻是頑皮的戲稱，或隻是對時尚的表麵追隨，倒不足為慮。但是，情況看來並非如此。事實上，“老板”稱呼在校園裏流行開來，有著非常實在的原因，反映了師生關係的某種令人擔憂的變化，因此值得我們重視。
當研究生們如此稱呼自己的導師時，所表達的是一種打工者的心態，更確切地說，是對自己打工者地位的一種認識。在相關調查中，研究生們對此並不諱言。現在，導師申報課題，然後讓學生為其查資料、做調查或實驗、寫書稿、完成課題，甚至分派學生做各種雜事和家務，決非個別現象。這樣做時，導師會從課題經費中拿出一個零頭，支付給所“雇傭”的“廉價勞動力”。相關“成果”出版時，學生也許能獲得在老師名字後麵署名的榮幸，也許隻好充當無名英雄。許多研究生表示，他們願意為老師做事，隻希望所做的事情有一定學術含量，能夠真正學到一些東西，可惜情況往往不是這樣。然而，為了拿到學位和文憑，他們隻好接受這種“包身工”的地位。
導師之成為“老板”，一憑手中有決定學生能否畢業的權力，二憑手中有經費。現在的大學教師全然不是從前的貧寒書生了，尤其是那些現行體製的寵兒，除了高額津貼外，還有更高額的課題經費。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近些年來，在中國，教育和科研經費的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其中相當一部分通過課題立項的方式發放到了教師個人名下。讓我們在這裏停留一下，因為正是課題經費的運轉機製與今日教育的現狀——包括導師變成“老板”——之間有著微妙的聯係。
在行政主導的體製下，行政部門掌握著審批課題項目及經費的權力。在審批中，種種非學術的因素，包括申報者的職位、人際關係、公關本領等等，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作用。然後，按照同樣的行政主導邏輯，又以能否得到項目和所得到項目的級別為標準，來衡量教師的科研能力。例如，前不久，吉林大學讓四十五名博導下崗，所根據的正是這樣的標準。據報道，該大學規定，博導必須承擔國家、省部級科研課題或主持其他重要項目，有必要的科研經費，文科項目經費必須每年在三千元以上。在許多大學，通行的是類似的規則。拿不到課題就下崗，或者雖然未必下崗，至少學術地位低下，越是經常拿到課題，課題的級別越高，經費越多，學術地位就越高，這樣的評價機製當然會促使教師們竭力向行政權力靠攏，把心思用在爭項目和經費上。那些不善於或不屑於這樣做的教師，即使有良好的科研能力或教學成績，仍會被無情地淘汰。
很顯然，這樣一種機製所鼓勵的，不會是腳踏實地的學術研究。競爭中的優勝者，為了保持其優勝地位，必須盡可能快速地完成所拿到的課題，即所謂“結項”，以便投入下一輪的爭奪戰，不斷拿到新的課題。快速完成課題的最現成辦法就是讓學生們去做，於是，導師成了“包工頭”，專管拿項目，學生則成了替老師幹活的“勞動力”。研究生擴招為此提供了便利條件，使導師有了充裕的“勞動力”。如今，一個導師帶幾十個研究生是常事，儼然一個大作坊。有的導師擔任官職，容易拿到大項目，自己又是忙人，就更要靠學生來替他完成項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