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想說：雖然我所遭遇的苦難是特殊的，但是，人生在世，苦難是尋常事，無人能擔保自己幸免，區別隻在於形式。我相信，在苦難中，一個人能夠更深地體悟人生的某些真相，而這也許是本書的另一個價值。我從來不是超然的哲人，相反，永遠是帶著血肉之軀承受和思考苦難的。置身於一個具體的苦難中，我身上的人性的弱點也一定會暴露出來，盲目、恐懼、軟弱、自私等等其實是凡俗之人的苦難的組成部分，我對此毫不避諱。如果那些啐唾沫的讀者聽得進去，這些話也是對他們說的。
作為一本書的《妞妞》已經不屬於我，任憑讀者和時間去評判。作為女兒的妞妞始終在我和雨兒的心中，任何評判都與她無關。妞妞永遠一歲半，她在時間之外。我的生活沒有停留在十多年前的那個苦難上麵，它仍在前行，其後又發生了許多事情，這證明我的確是一個受製於時間的凡俗之人。但是，我知道，我心中有一個角落，它是超越於時間的，我能在那裏與妞妞見麵。我還知道，我前方有一片天地，它也是超越於時間的，我將在那裏與妞妞會合。
2006年5月
我還是應該多寫少說
——《周國平人文演講錄》自序
在演講這件事上，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這塊料。善演講的人有三個特點，而我都缺乏。一是記憶力，名言佳例能夠信手拈來，脫口而出，而我連自己寫的東西也記不住；二是自信心，覺得自己是個人物，老生常談也能說得繪聲繪色，而我卻連深思熟慮過的東西說起來也沒有信心；三是表演欲，一麵對觀眾就來情緒，而我卻一上台就心慌。所以，每接到這類邀請，我的第一反應是推辭，萬一心軟接受了，災難便從此開始，直到講演之日沒有一天心安。從實踐看，我的講演也基本上是一個失敗的曆史，經常是懷著對自己沮喪和對聽眾歉疚的心情走下講台的。
我的講演也有似乎成功的時候，不過那要感謝聽眾，他們的情緒實在太好，把我的情緒也調動起來了，使我仿佛變了一個人，竟然也能口若懸河了。這是一種美好的體驗，台下數百上千個座位座無虛席，所有的空間站滿了人，重重疊疊的年輕的臉都洋溢著笑容，亮晶晶的眼睛熱情地注視著你，聽到會心處，大笑、鼓掌、跺腳。你知道孩子們喜歡你，隨時會給你友好的回應，於是你的心的閘門打開了，那些最想講的話源源不斷地湧流出來，台上台下仿佛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磁場。這種情景多半出現在大學校園裏，青年學子對精神營養的渴求令人感動，好些學生怕沒有座位，提前幾個小時來到會場，會場擠得水泄不通，不得不開放第二會場，都是經常有的事情。到大學講演，我才知道我有這麼多可愛的年輕讀者，這對於我的寫作是多麼有力的激勵。
近些年來，除了學校，我還在另外一些場合做講演，其中有麵向社會公眾的講座，有企業或企業家論壇，也有黨政機關論壇和培訓班。如果是開放的講座，台下有許多我的讀者，麵對麵的交流也常有熱烈的時候。如果是麵向某一界的講座，就更需要平靜的交流，內容必須有針對性。我所講的無非是一些哲學道理，為了使不同領域的聽眾對我講的東西感興趣，我就必須了解相關領域的情況，尋找兩者的結合點。事實上，正是做這些講座的需要，推動了我更多地關注和思考現實問題，這對於我自己來說未嚐不是一個收獲。
話說回來，雖然有快樂，有收獲，我仍認為自己不是一塊做講演的料。我的本能告訴我，坐在家裏靜靜地讀書和寫作，這是我最舒服的狀態。讀者的反饋也告訴我，普遍的感覺是讀我的書比聽我的講演舒服。既然如此，我想我還是應該多寫少說，這樣自己舒服，別人也舒服。最合理的次序是，讀書和思考第一，寫作第二，講演第三，把讀和思的精華寫到書裏，把書裏的精華講給人聽，豈不皆大歡喜。
那麼，為什麼我還要出版這個講演集呢？正因為不擅講演，我對每次講座就特別認真，不敢敷衍，花了許多工夫備課，自己覺得內容還是比較充實的，聽眾一般也這樣認為。所以，不妨把它們整理出來，可以對我的文字作品形成補充和參照，同時也讓那些沒有聽我講演的讀者看一看我的另一種狀態。不過，倘若不是上海文藝出版社來向我約這部稿子，我還想不到要做這件事。本以為這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著手做，才知道大不然。最大的麻煩是各次講演的內容會有交叉，在做講演的當時，由於是不同的場合和不同的聽眾，這不成為問題，可是彙集在同一本書裏，就重複得讓人討厭了。怎樣一方麵盡量減少重複，另一方麵盡量保持各篇的連貫性，我與這個難題展開了凶多吉少的搏鬥。還有一個困難是，每次講演我隻有一個備課提綱，講完就算了，其中有一些，主辦方事後把錄音稿或速記稿發給了我，許多沒有發的，我就隻好根據備課提綱和記憶整理，等於是重寫講稿，實在是吃力不討好的活。我在這裏要向給我錄音稿或速記稿的主辦方表示感謝，同時希望今後邀請我的單位照此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