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急，”我笑著對主席說，“今年三八節我要特別關心婦女，給五萬，一刀不砍，但是你們得重新寫一份報告給我。”
我說，婦女同胞過節，擬開展的活動項目都不錯。我考慮還應當增加一點內容。婦女節是全體婦女的節日，不能隻在機關周圍哈哈哈哈，自娛自樂，卡拉ＯＫ似的。能不能利用這個機會，關注一下婦女中的一些特殊群體，例如女工們。現在一些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用了大量女工，這些女工工作很累，工資不高，權益還屢受侵犯，也屬弱勢群體。婦聯不是有個維權部嗎？能不能在三八節到來之前，組織一點力量，采用合適形式，開展一些維權調查，找幾個典型，為困難女同胞們辦點實事？
女主席聽進去了。這人有幹勁，回去後就搞方案，打報告，在縣電視台發布新聞，公布投訴電話，辦理維權事宜，弄得有聲有色。半個月後她來找我彙報，講到了一件事情：城關一家私營紡織企業有百餘女工，其中半數來自本縣鄉村，半數是外來妹。這百餘女工已經被欠薪兩個月，老板以種種理由拖欠，甚至說企業辦不下去了，打算關門走人。女工們寫了份申訴，通過婦聯提交政府，懇請幫助。
我說：“這事抓得對。”
我在女工們的申訴上簽了意見，要求縣政府辦協調有關部門，了解情況，采取措施。企業有什麼問題，政府盡量幫助，女工們的欠薪，企業應盡快發還。一星期後，直接負責處理此事的政府辦主任向我報告，問題已妥善解決，該企業確實碰到了一些困難，導致生產不能正常進行，經政府辦協調，生產恢複了，女工們也領到了欠薪。
“她們知道這是縣長親自批示辦的，都說，感謝政府，感謝縣長。”
兩天後，有五個青年女工代表來到我的辦公室，上門致謝。我心裏有數，這些女孩子忙著打工掙錢，她們見識不會太多，膽子並不太大，一般不會如此自發結隊踏進縣政府大樓來接見縣長。可能是婦聯主席政府辦主任等人在後邊策動她們上門，為了讓縣長高興高興，也為本項三八婦女節維權活動劃個圓滿句號。這些女孩中有一個姑娘比較會說話，大約二十出頭，圓臉，短發，長得很清楚，是外來妹，湖南人，笑模笑樣，讓我印象很深。
她說：“縣長，這是我們自己想的，心裏話。”
她說的是她們送我的禮物：一麵錦旗，紅緞麵，繡有兩行金字，叫做“人民縣長人民愛，人民縣長愛人民。”
我止不住發笑。她們繡在錦旗上的不是對聯，實為兩句標語。送錦旗的人顯然出自底層，文化水準不是太高，她們不擅咬文嚼字，比較熟悉標語口號，尤其是一些土造標語。錦旗上的這種標語早年間以各種變體通行於許多相關場合，例如：“人民衛生人民抓，抓好衛生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等等，通俗易懂，但是用得太濫，流於庸俗化，現在已經比較少見。難得她們記得，繡在本錦旗上。雖不是很通，意思表達大體清楚。
那天我在市裏開會，接到災報後漏夜急趕回縣，到達時大火已被撲滅。我到現場查看了火情，趕到醫院看望傷員。我看到了給我送錦旗的湖南姑娘，她有幸從火中撿了條命，但是因跳樓身負重傷，腰椎骨析，從此再無法站立，將在輪椅上度過今生。
事後處理，我因負有領導責任被解除縣長職務，並受嚴重警告處分。這一結局對我而言尚屬幸運：當天恰逢周末，有大批本地農村女工回家，未在廠區過夜，否則死傷人員肯定倍增，後果將更為慘烈，我將承擔更為重大的失職之責，我的職業官員生涯肯定將就此告結，政治上完全報廢。
我無以自辨。這家工廠將職工宿舍、庫房和生產車間混處一樓，另有其他消防隱患，被責令停產整頓。我作風不深入，未細察情況，奉我的指示處理該廠欠薪事件的政府辦人員又聽信企業主言辭，打著我的旗號，壓相關部門暫緩執行消防規定，允許該廠重新開工，以此博得我的表揚。慘禍因此釀就。
這就是我所謂的“作風不佳”，因為一些青年婦女的問題“犯過錯誤受過處分”的故事。我為什麼要一直走到船民街小巷的底部去看一個殘疾人居住的黑屋子，為什麼自嘲“視同殘疾”？這就是緣故。蔡小霞使我想起曾經有過的一位健康而明朗的湖南女孩，她曾經代表人民對我表示愛意，同時表揚我也愛她們。我願她還活在家鄉的輪椅上，願她能像蔡小霞一樣得到幫助，不僅在助殘日獲贈三百。
我心裏難免還有一種痛切，以及不平。我哈哈哈哈故作輕鬆，其實沒那回事，笑得很痛苦的。受處理後我賦閑一年多，在家“讀研”，寫《內參》，感受真是豐富極了，未曾親身經曆實難以想象。我總想如果還有機會，我一定要證明自己究竟是個什麼人，證明我想做的是些什麼。應當給我處分，似乎也應當給我錦旗。
所以我“找死”，做我的前任做不下來的群生計劃，要將船民街夷為平地。
我當過五年縣長，征地拆遷，修橋鋪路，於我並不新鮮。船民街拆遷有其難度，麻煩很多，工作做細，總是可以拿下來的。那一段時間裏我幾管齊下，全麵宣傳，廣泛動員，組織大批人員下街入戶，重賞主動搬遷居民，引導觀望者，分化釘子戶，工作迅速鋪開，進展很快。
指揮部人員告訴我，瘸子柳樹比較頑固，一直拒絕合作。工程指揮部、街道辦事處加上縣殘聯工作人員接連上門動員，該殘疾青年總是聲稱無處可走，哪都不去。看到附近有些居民匆匆忙忙在屋前屋後胡亂搭蓋，想以違章建築增加拆遷賠償麵積，瘸子也跟著學，叫了一幫人用破磚木棍油毛氈在破屋子後邊空地，也就是街巷下水道的蓋板上不倫不類臨時搭建一個窩棚，要指揮部人員把那窩棚麵積量走，列入賠償。他還給街道和殘聯打電話，說家裏沒吃的了，快餓死了，讓他們送米送油送菜，聲稱不給的話他就一瞎一瘸再到縣長家做客去。盲女蔡小霞沒有參與其夫的種種非文明創建活動，她呆在黑屋子裏，除擦拭地下汙水，已經另有事幹，電信部門幫她安裝的電話開始發揮作用，公司業務主管報告，盲女的電話談心服務頗受歡迎，業務量日漸上升。
那個月下旬，船民街開始動遷。有天我在政府大樓開會，指揮部打來電話，報稱他們拆除一戶居民臨時搶搭的違章建築時受到阻撓，有數十群眾包圍施工人員，手握木棍鐵棒，情緒激動。我立刻停下會議趕往現場。還在路上，曾慰的電話就追蹤而至。
“老齊你冷靜。”書記說，“穩妥為要。” “書記放心。”我說，“會處理好的。”
我開玩笑，說我寫過《縣長內參》，這時候派不上用場，今後還供誰參考？送給鳥去做窩？哈哈哈哈。
其實沒那麼輕鬆。我在路上連打幾個電話，指令工程指揮部的現場處置人員把拆遷隊伍和施工機械後撤，暫時脫離接觸，同時要求派出所警察及時趕到現場，幫助維持秩序。我到達時，指令已得到有效執行，事態略顯平穩。但是依然有大批居民圍阻聚集在船民街小巷中部位置，驅之不去。
我聽到了一個情況：盲女蔡小霞意外負傷，可能相當嚴重。起因是柳樹阻撓工作人員拆除後牆外非法臨時搭建的窩棚，雙方相持中，柳樹揮舞拐杖，大喊大叫。蔡小霞摸出家門勸阻丈夫，被火頭上的瘸子失手推了一把，一頭撞到牆角，摔到地上時額頭又砸在一塊石條上，當即人事不省。施工人員看到柳樹急得在一旁跳個不停，趕緊幫他把人抬進家裏，並商量是否送醫院。這人卻不領情，舞著拐杖逐客，大家被迫撤出那間黑屋子，時蔡小霞依然昏迷不醒。
“滿頭滿臉的血。”他們說。
我即下令：“通知120立刻來個救護車。咱們走。”
我領著人們朝巷子底部趕，聚集在巷道中的居民沒有過激動作，他們讓出通路，看著我們走過。我們一直走向那間黑屋子，遠遠的，隻見房門緊閉。
我讓他們敲門，喊柳樹，喊蔡小霞，屋裏沒一絲聲息。工作人員說明此刻不是來拆除他們的違章建築，是縣長親自上門探望，查看蔡小霞的傷情，幫助他們。屋裏依然沒有反應，拒絕領情。再三呼喚，屋裏什麼動靜都沒有，死一般沉寂。
我覺得不能等了，說：“把門弄開。”
房門從裏邊反閂。房間如此破敗簡陋，門閂還能堅固到哪裏？隨行人員中一個年輕人跑上前，用肩膀一撞，破門立時洞開。這時便有響動，柳樹大聲嚎叫，從屋裏跳出來，舉著拐杖朝門邊年輕人狠打，年輕人沒躲過，被一杖打倒。
我說：“抓住他。”
兩個警察衝上去。隻一眨眼就繳下柳樹的拐杖，把他按在地上。柳樹掙紮，哭喊，涕淚四流，極度痛苦。
我沒多管他，帶著人撲進黑屋子。
“蔡小霞！小蔡！”
盲女無聲無息。屋角木床有一團黑影蜷縮其上，靜悄悄一動不動如一床棉絮。
醫務人員用擔架把蔡小霞抬出破屋。盲女沒有知覺，血流半身，四肢冰涼，模樣駭人，是一種瀕死狀態。醫務人員抬著擔架，一路小跑奔向停在巷子外的救護車。柳樹則被上了手銬，讓警察架著離開現場。他不再哭叫，一變垂頭喪氣，老實許多。
“停。”我說，“把人都叫過來。”
我讓他們進屋，將這對殘疾青年不多的家當全部搬出屋子，這些家具多半殘缺不齊，有如其男主人的腿腳。然後大家動手，先拆除屋後違章搭蓋的窩棚，再徹底清理，將黑屋子一舉摧毀。我在現場盯著，整個行動準確快捷，前後隻花了二十分鍾。黑屋子早已搖搖欲墜，拿掉頂撐外牆的粗木柱，幾個小夥子發一聲喊，一起用力，居然將個房子一把推倒，有如掀翻一堆兒童積木。一股嗆人的土灰忽地騰起，曾經有過的汙水四出，瞎姑娘伏身滿地抹的黑屋子再也不複存在。
離開現場時，我注意到聚集在巷道中部的人已經散去許多，留下的多神色不寧。
當晚，工程指揮部和街道辦事處組織的大批人馬進入船民街，再一次挨家挨戶動員，曉以大局，講清利害。同時宣布施工隊將於隔日上午正式行動，依法拆除船民街全部搶建的違章臨時搭蓋，縣電視台、廣播電台等新聞媒體的記者將現場采訪，並直播整個過程，有關方麵將派員維持秩序，製止任何違法行為。政府有誠意，也有決心，代縣長齊國棟將親臨現場指揮。
我用電話向曾慰報告情況。他沉吟許久。
“老齊，有把握嗎？”
我說以我的經驗，覺得可以。
第二天上午，行動圓滿成功。
蔡小霞打來電話，說她和柳樹想一起見一見縣長。他們有一個想法。
我問：“身體怎麼樣了？”
她說好多了。縣長關心無微不至，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說，就安排星期五上午吧。他們行動比較不方便，我會派車去接，到我辦公室。我很高興能跟他們一起聊聊，聽聽他們的想法。
兩天後他們來了。事前我讓政府辦主任準備一點水果，我說要會見兩位殘疾人朋友。年輕主任一聽客人是那一對子，即發怔，好一會兒，小心翼翼請示說，要不要讓機關保衛，或者讓公安局派兩個警察到這裏，有所防備？該主任那天跟我到過現場，看過柳樹揮棒打人的場麵，顯然心有餘悸，怕齊代縣長也來領教一回，討柳樹一棒。因為腿腳不便，該瘸子格外身手不凡，舞棒手勢特別靈巧，令人過目難忘。
我說不必，別怕。這是政府大樓，不是船民街小巷。環境不一樣，他不會亂來。現在也不是那個時候，情況變了。
我就這樣在自己的辦公室獨自會見我的兩位殘疾人朋友，也算勇敢。一個來月時間過去了，我注意到蔡小霞氣色好了很多，不是那天抬出黑屋子時那種死人模樣。她的眼睛明亮清澈，讓我無法跟盲人聯想。她穿了件新衣服，盡管她不一定能夠感覺新舊衣服有多少區別。柳樹跟在她後邊，一瘸一拐進了我的辦公室。小夥子也穿了件新衣服，打份得像是新郎官上丈母娘家做客似的。他的一頭亂發已經理短，臉色依然蒼白，眼光有些亂，手部動作相當神經質，基本不說話，略顯無精打采。
她在替柳樹求情。她是說柳樹傷害她是意外，他不是故意的。她的意思還包括柳樹傷害他人是情急之下喪失理智，不是有意行為。瘸子在盲女感情中的地位，當初她在縣政府大門外用手背抹眼淚時，我就有極深刻印象。客觀地說，柳樹傷害其妻肯定不是故意的，傷害他人就不一定，從他在我的轎車車頭上打出一道凹痕那次起，我就感覺這人身上有一股敵意，沒由來，卻存在，可能出自失意落魄者的心理扭曲。這人拄著拐杖，跟著他的妻子一瘸一拐走進我的辦公室，敵意並未消失，它藏在他的新衣服裏，如一頭野獸在他的肩頭掙紮聳動，我能感覺出來。他身上那件新衣服隻表明蔡小霞的一番苦心，盲女希望我們知道柳樹已經醒悟，聽話，願意合作，他不會再胡鬧了。我相信柳樹之所以強壓其暴烈之性，同意蔡小霞把那件衣服套在他身上，做一種馴服狀前來走訪，更主要是因為內疚，還有後怕。這家夥曾差點失手把她弄死，此刻他得聽從，不能再違拗她、傷害她。
蔡小霞跟我說了他們生活的情況。她說，我給他們安排的周轉房挺好的，比他們原來居住的破屋子好到天上去了。街道給他們買了新家具，給他們送來救濟款，還留下電話，答應幫他們解決各種困難。她說，她和柳樹知道所有這些都是政府關心，是齊縣長安排的。他們總想著應當做點什麼來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隻是不知道他們可以做些什麼，想來想去，兩人商量出一個想法。
“柳樹琴彈得可好，他會好多種樂器。”她說，“我們可以開一個音樂會。”
她想開的當然不是維也納金色大廳裏的那種音樂會。柳樹琴彈得再好，也隻屬於自學成才，無師自通，層次有限，離維也納還差得太遠。他們的用意不在音樂，竟然意在齊代縣長。蔡小霞通過她的電話服務，也通過縣廣播電台的廣播知道他們舊日所居船民街已經進入大規模拆遷，但是仍有一些居民因種種原因思想不通，需要進一步說服。她和柳樹想在他們舊居的廢墟周圍開一場音樂會，她想把這場音樂會起名叫“明天會更好”，用他們的音樂現身說法，把齊縣長一再描繪過的美妙遠景告訴大家，讓大家感覺到未來和希望，增加克服困難的決心，服從政府的安排。
我很驚訝。我沒想到盲女蔡小霞竟如此聰穎，想出的主意會如此絕妙。
我說：“很好。很好。”
我笑，哈哈哈哈，由衷的。
十天後，晚間，這場殘疾青年主辦的音樂會在船民街的廢墟上舉行。縣裏相關部門為這場音樂會操辦了大量具體事務，包括平整演出場地、布置燈光音響和為殘疾演員們化裝。當晚縣電視台出動數架攝像機，對音樂會做全場錄像。指揮部在現場安排數排小馬紮作為聽眾座位，到場欣賞音樂會的有縣裏幹部、工地施工人員、各界相關人士，以及一些船民街居民。現場附近，舊日船民街此刻已經拆除殆盡，廢墟間卻還三三兩兩留有一些民宅，這是一些因種種原因暫時拒絕搬遷的所謂釘子戶，在破磚爛瓦中它們形單影隻。大局已定，它們堅持不了多久，我有足夠的耐心請它們一起從容欣賞音樂，願能與之有所撫慰。
其間出了點意外。
他們演奏主題曲，柳樹彈揚琴。音樂高潮處，突然“砰”地一聲樂曲中斷，揚琴的一根弦意外彈崩。場上有人發笑，柳樹靜默片刻，抬手用力一掀，把眼前那架揚琴推倒在地。場下觀眾頓時麵麵相覷，不知道柳樹突然發的哪門神經。
我坐在第一排。我看到台上跑前跑後指導這場演出的那個人站著發呆，慌了手腳。主持人蔡小霞也呆立茫然，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給他二胡。”我用指頭向指導示意，盡量顯得聲音平靜，不慌不忙。
那是縣文化館的幹部，他立刻抓過一旁道具桌上擺著的一支二胡，跑過去遞給柳樹。哪想柳樹看也不看，舉起二胡用力往下一砸，砸在倒地的揚琴架上。
那一刻全場鴉雀無聲。
我再次發話，語音依然平和：“把小提琴給他。”
柳樹再發神經，把小提琴舉過頭頂，但是這一回沒敢再往下砸，可能因為比較心疼這一把琴。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收回手，把琴往下巴上一夾，演奏從頭開始。
除了這一插曲，音樂會一切順利。
殘疾夫婦所辦“明天會更好”廢墟音樂會的新聞於第二天分別在市、縣電視台播出，兩天後上了省電視新聞。新聞當然經過剪輯，柳樹推揚琴砸二胡的情節自當濾除。這場音樂會使一對殘疾夫婦成為本縣新聞人物，客觀上也幫助了船民街的拆遷工作。幾天後，這條街上的所有民居全部拆除，“群生計劃”最大的難題圓滿破解。
我開始考慮為他們找一個新的住處。
有一周末，因縣裏開會無法離開，我妻子依例前來勞軍，搞衛生。這人婆婆媽媽，念念不忘見過一次的盲女。我興之所至，決定於所謂百忙中抽空，攜夫人視察該盲女及其瘸夫遷住的新居。這一視察壞了，妻子在現場哼哼哈哈，也說不錯不錯，於盲女麵前做表麵文章，一回頭就對我埋怨不止，說你一個大縣長給人家找的就這麼個破地方？預製板舊樓，一層，又小又潮，還好意思說什麼新居。我告訴她房子不錯了，比他們原先住的船民街黑屋子好多了，蔡小霞自己說，好到天上去了。這還是我讓街道辦事處想辦法硬擠出來的，給殘疾人找間房子，有那麼容易嗎？我告訴她不光找房不容易，把這對殘疾人請進去也不容易，當初柳樹發橫，死活不搬，我在盲女受傷昏迷，柳樹舉棒傷人那回下令拆掉他們的房子，事前搬出他們的東西，全部送到這裏，柳樹斷了退路，才不得不服從安排，住進該新居。妻子聽了依舊不服，她說你這還是糊弄人家瞎子，你就不能幫忙幫到底嗎？
我覺得很受刺激，想一想也有道理。這對殘疾青年所謂新居好不好倒在其次，關鍵在於這隻是一處周轉房，隻供他們臨時居住，不可能成為他們的長期住所，總還得幫助他們考慮最終可以定居的那個屋簷。
我給他講了兩個殘疾人的故事，讓他拿一個小套住宅，作一項善舉，安置這對殘疾青年。這人爽快，也可能因為有求於政府和我，欣然應允，說：“行，就把他放到我這邊的拆遷安置戶裏吧。”
這人在船民街附近的開發項目涉及到拆遷民房，需要為相關動遷者提供安置。
幾天後他來找我，說有問題了。房子是現成的，事卻不好辦。為什麼呢？原來柳樹並無安置資格。兩個殘疾人住的黑屋子原不是他們的，該房連同一旁民居的產權歸一位老太太，柳樹隻是租住。事實上柳樹連租住戶的資格都沒有，這房子的正式租戶是柳樹的一位遠親。柳樹並非本縣人，小時候在市裏兒童福利院長大，後四處流浪，幾年前才來到本縣，居無定所，後來借居該屋，相當於替人家看房子而已。他搬出後不可能指望得到賠償，也無權擁有安置房。
這可能是他早先死活不搬的主要原由。
我說這就對了。這一對殘疾人現在已經無家可歸，或者說他們本來就是無家可歸。眼下他們能夠找誰？觀音菩薩，還是土地爺？找不著的。所以隻能靠社會，靠政府。政府不能隻管領導們和老板們的事，還得管百姓的，包括類似弱勢群體的事。老板們賺了錢，有了能力，配合政府施點援手，回報社會，也應該。對不對？
他說：“我聽縣長的。”
我說張老板放心，好心終有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