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破除這種舊的傳統觀念，鼓舞人們‘無所畏而樂於行’的勇氣，中山先生提出了相反的命題：‘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即‘知難行易’。”
“知難行易？”劉晨咀嚼著這個概念，“我記得我們有好幾次討論過中國古代的‘知行觀’的。朱熹提出的是‘先知後行’，王陽明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夫之提出的是‘行先知後’，為什麼中山先生要提出‘知難行易’的觀點呢？”
“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以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作為論證，說明人們在求得某一種科學知識以前，早就在那裏實際地行動了。他還以美國革命和日本維新為例，進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導，‘則行之決無所難’。據此，他認為，隻要我們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努力以赴，奪取革命勝利‘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中山先生不僅從現實的事情來論證，還從人類曆史的發展進程進行論證。”姚老師也參與研討，“孫中山認為，人類文明的過程就是知和行不斷發展的過程，具體經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由愚昧進文明’是‘不知而行時期’；第二時期——‘由文明再進文明’，是‘行而後知’時期；第三時期——‘由科學發明而後’，是‘知而後行時期’。
就是說，人類在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時，是處於蒙昧時代，‘人類渾渾噩噩不識不知’，人們雖然也進行各種‘行’的活動，但那時的‘行’並沒有係統的科學理論的指導，故稱之為‘不知而行’；當人們跨入文明門檻之後，‘人類之覺悟漸高，知識日漲’，已經能在各種不自覺的實踐活動中不斷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由‘不知其道’到‘知其道’, ‘知道’就是認識和掌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故這一時期稱為‘行而後知’；當人類文明達到一定的高度，能正確揭示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近代科學產生之後，人類有了‘真知識’，達到了‘知道’，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就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導，故這一時期稱為‘知而後行’。
三個時期的發展展示了人類進化由比較盲目的、缺乏科學真知指導的‘行’——‘不知而行’，到比較自覺的、在科學真知指導下的‘行’——‘知而後行’的發展過程，一方麵是通過‘行’而產生‘知’；另一方麵，又是在‘知’的指導下，進行自覺的‘行’, ‘行’與‘知’的辯證發展構成人類文明進化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曆史進程，從而揭示了人類的認識過程和人類的文明進化過程相一致。”
“我明白了，中山先生之所以在《建國方略》起始部分中不厭其煩地闡釋‘知難行易’的理論，是要告訴人們，隻要人們認識統一了，有了理論的指導，大家就能同心同德，完成他設計的建設中國，使中國富強的宏大願望。”劉晨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是的，中山先生認為，‘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能行之’, ‘天下事’隻怕‘不能知’, ‘倘能由科學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在科學的真知灼見的指導下，‘行’並不難。孫中山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的獨立運動、暹羅效仿日本維新等的成功，佐證‘知之則必能行之’。孫中山強調世界已處於‘科學倡明’時代，中國順應‘世界進化之潮流’，依循各國的‘先例’，在科學真知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則革命與建設必能成功。”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同學們都對這幾句話很熟悉。
“是的，中山先生堅信世界的進化發展是事物的普遍絕對規律，任何對這種發展的抗拒都將無用。盡管曆史的進程有著挫折甚至逆轉的情況，但是，它正如長江大河的水流相似，‘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鄭老師的話從心底流出，堅定而有力，又仿佛是從中山先生的口中發出一樣。
走出祭堂，放眼鍾山，有浩然正氣，有深邃思想，充盈於整個天地之間和師生們的胸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