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狂人日記》。”這自然也難不倒同學們。
“新文化運動中‘民主和科學’兩麵旗幟的樹立，使中國許多方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論廣泛傳播的大好機遇。比如，在當時，就有胡適與李大釗關於什麼的爭論？”鄭老師也借著提問把握研討重心。
“是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認為，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李大釗等人反對胡適的這種思想，提出研究‘主義’的重要性，並特意提出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劉晨想起了曆史教材中的相關內容。
“是的。胡適是留美博士，曾師從於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因此他更看重實際問題的解決；而李大釗等人認為，必須找到一種‘主義’來指導中國進行根本的改革。李大釗首先針對胡適‘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明確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紮維（即布爾什維克）主義的’, ‘布爾紮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接著又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所以談主義是必要的，如果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
“‘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就像我們當今提出的‘中國夢’的共同理想一樣。”劉晨不愧為政治課代表，能夠結合當今政治來談。
“‘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一場發生在新文化陣營內部的、具有學術辯論形式但在內容上又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爭論。它事關如何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方法，反映了兩者指導思想上的分歧。”
“兩人思想的分歧會不會影響兩人的關係？”同學們由此疑問。
“胡適和李大釗兩人觀點不同，但這並不影響兩人的私人關係。因為那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主張各種思想‘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在他的主持下，北大有不同觀點的學者在任教，也在互相爭辯。這座紅樓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營壘，並成為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祥地。”
“現在我們進去參觀一下。”姚老師提議。
師生們進入大樓，參觀了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的辦公室、毛澤東工作過的閱覽室。在北大學生上課的大教室中，師生們坐下來懷想當年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大師在此講課，並展開辯論的情景。
“大家想一想鴉片戰爭以來，麵對‘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中國的思想界是怎樣進行變革的？”鄭老師走上講台問大家。
劉晨作為隊長，站起來替大家歸納：“鴉片戰爭中，人們領受到了洋槍洋炮的厲害，於是以魏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進而由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方針；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人們發現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僅僅與武器有關，更與政治製度有關，於是有康梁力主的‘戊戌變法’，嚴複在思想界掀起的‘天演’旋風，以及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的失敗，又使得先進的知識分子對此進行反思，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認為隻有人民從精神和文化上得到了徹底的啟蒙和更新，才能真正實現改變中國、建設中國、富強中國的夢想。”
“歸納得非常好！近代以來，這種思想的變化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也正好體現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撞擊和融合。”鄭老師很高興弟子們的進步。“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北大‘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正是這種口號的反映，各種思想在此交會融合，其實也給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一個鳳凰涅槃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