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趣的是，2006年，我去上海參加中德班（中國與德國合作的一個培訓精神分析的項目）的前一晚，做了一個夢。夢中，我殺死了秦檜的幹兒子，當秦檜派來的兵馬前來捉拿我時，我理直氣壯地對他們說，我是弗洛伊德的使者，他們便不能拿我怎麼樣了。
醒來後，我的感觸非常強烈，知道這是我一個重要的夢。對這個夢，我的理解是，秦檜的幹兒子就是忠孝，因為他之所以能幫助宋高宗害死嶽飛，根本原因是當時社會持有的一種極端主義，不過這個極端主義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這種極端的三綱主義中，真正的道理就被忽視了，真正的人性就被抹殺了，而實際上也導致了忠君報國的嶽飛被冤死了。
小時候，我讀書無數，但多數都是大我8歲的哥哥的各種課本，和姐姐四處借來的《青年一代》《女子世界》等雜誌，家中僅有的兩本“大書”，一是《說嶽全傳》，一是法國文豪雨果的《悲慘世界》。《悲慘世界》讀起來有點噩夢的感覺，我現在還記得那種沉重感，所以印象中隻是讀了幾遍，而《說嶽全傳》，我讀了不下一百遍，但奇怪的是，其中的情節，我長大後幾乎全忘了。
原因或許是太難過了，看到幾乎沒有什麼缺點的嶽飛被冤死，那種感覺太難受了。那種感覺，後來在讀台灣作家柏楊的一係列書時得到了共鳴。他說，我們這個民族的曆史，就是英雄都沒有好下場的曆史，就是英雄氣短而小人得誌的曆史。
但是，讀秦朝以前的曆史，這種感覺就很少有，即便是一些悲情故事，我也總有一種暢快感，而秦朝統一後的曆史，這種感覺就越來越少，壓抑和鬱悶的感覺就越來越強，在秦檜和嶽飛的故事上，這種感覺達到了頂點。
三綱是一種極端主義
回過頭來看，之所以小人得誌而英雄氣短，主要原因在於，小人真的可以如魚得水地利用三綱五常這些似乎偉大的旗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英雄們常常是真的遵從這些教條，結果看不到人性的幽微之處。例如，嶽飛立誓北伐，要迎回被金兵掠走的宋徽宗和宋欽宗，這是忠君的極致，但假若他真做到這一點，正在位的宋高宗該如何呢？北伐成功其實是宋高宗最懼怕的事情，所以嶽飛才會在北伐成功在望的時候被一連十二道金牌召回，而後被秦檜害死。
在一個民族的層麵上，忠君成了頭號道德，而在一個家庭中，孝道成了頭號道德。當孝道達到極端主義的層麵時，孩子在父母前就沒有了立足點，而女性在男性前就沒有了話語權。可以說，孝道就是殺死孩子和女性的利器。
很多讀者會猜測，為什麼武誌紅老聲討孝道，是不是因為自己小時候被父母虐待過？這個我可以澄清一下，不是我被父母虐待過，而是父母被自己的祖輩壓製得太厲害。
極端主義的三綱在我們這個國家延續了兩千多年，它現在既停留在我們的意識層麵，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要破掉它，人本主義或許不夠直接，而精神分析就非常直接，可以具體地理解人性的細微之處。
2005年6月，我開始主持心理專欄，而去上海中德班學精神分析，是2006年3月。這一段時間內，我又非常密集地聽了無數家庭慘劇，覺得世界真苦，真的很想能幫人化解這種苦，也許是因為自己心中許了這樣的願望，所以在學精神分析前，潛意識已經做好了準備，並以“你會是弗洛伊德的使者”的方式傳遞了一個信號：精神分析可殺死秦檜的幹兒子--忠孝。
人本主義、行為主義和精神分析是傳統心理學的三大流派，這三者中，行為主義我自始至終很排斥，而人本主義和精神分析則有上述一個轉變曆程。也許最忠實的人本主義信徒會說，人本主義就是真理，而最忠實的精神分析信徒會說，弗洛伊德就是答案。但我的經驗顯示，對什麼有感覺就學什麼，那時候真是事半功倍，如果我沒有內心的轉變，從潛意識上成為“弗洛伊德的使者”，在大學時硬去學精神分析，那就是事倍功半了。
類似的故事還發生過幾次。
一次是，當接觸的神秘的東西越來越多時，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去了西藏旅遊，而當所有人都被布達拉宮的奇幻景象震撼時，一個聲音卻對我說，這個布達拉宮其實是海市蜃樓。這個夢令我明白，至少在目前這一階段，我對這些東西有一種排斥，我認為這是幻象。既然如此，我尊重自己就好了。
一次是，因為種種機緣，我開始越來越多地接觸榮格的東西。當開始猶豫要不要認真去學榮格的心理分析時，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站在一個荒原上，荒原上隻有稀疏的、枯黃的雜草和幾個老鼠洞，而一個聲音對我說，這是“榮格荒原”。這個夢令我明白，我那時內心深處對榮格缺乏認同，那我不必強迫自己去學榮格。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那些神秘的東西不對，榮格的理論不好，而是說，我的內心目前對這些東西有一種排斥，那麼，在這種排斥沒有消失前，我最好去尊重這種排斥，否則就是對自己的一種不尊重。
理論的價值在於引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