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回長汀，在長汀賓館輕生的事情，最終還是傳到了父母親的耳裏，他們擔心了好久，現在也還在擔心，看到我坐在他們麵前，他們才覺得我活著是真實的。父親還因為我的事情，和別人差點打起來。他去溫泉洗澡時，路過一家人門口，有幾個人湊在那裏議論我，說我得了神經病才自殺的。父親本來心情就不好，聽到他們的議論，就和他們吵了起來。父親很少發脾氣，一生都老老實實地做事，與人為善。老實人發起火來，也是很嚇人的，好心人過來拉開了父親，將他勸走了。後來，我對父親說，別人說什麼都沒有關係，不要去計較。他默默地看著我，沒有說話。
母親終於挺不住了，到房間裏睡覺去了。
我陪著父親。過了一會，他開了口，阿閩，你也去睡吧，明天還要趕飛機。我說，睡不著，你要想睡了，就去睡吧。他笑了笑，我每天晚上都看電視劇，睏得實在不行了，才去睡覺，我已經習慣了。我就一直陪著他，直到他的頭雞啄米般打盹。
……
在飛往上海的航班上，我心緒不寧。到目前為止，最後一次和蘇青一起乘坐飛機，是今年五月十一日那天，我們一起飛往成都，他繼續去拍攝楊文波一家，我還是去我的受難地憑吊。蘇青有個習慣，上飛機後就睡覺，還特地交代乘務員，不要叫醒他，他不想吃飛機餐，他不是嫌棄飛機餐，而是要睡覺，睡覺對他來說，就是充電。他可以一覺從上海睡到成都，中途不吃不喝，也不用上衛生間，讓我特別佩服。
那天晚上，《青年作家》雜誌社的朋友們請我們吃飯，還叫了裘山山、蔣藍等朋友。裘山山大姐對我一直很關照，每次來成都，隻要有條件，我們都要見上一麵，每次見麵都特別親切，親人一般。成都很多朋友都像我的親人，他們對我的好，永生難忘。吃完飯，我回賓館，蘇青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去那裏住，也不過問，他說十三日再聯係我。
第二天上午，盧一萍一家陪我上山，他妻子開車。這天天氣不錯，陽光燦爛。我不喜歡陰雨天，沉悶壓抑。路上，一萍問我，九年了，你還會恐懼嗎？我說，會，不可能消除，隻能夠習慣它。一萍說，習慣恐懼也是很艱難的事情，因為恐懼是毒藥。到了彭州，易延端還是在汽車站等我，每年都這樣，雷打不動。遠遠地，我就看到了他，他站在路邊，高高的個子像根電線杆，臉上還是那淳樸的微笑，我有個朋友說過，看到他的臉，就覺得這張臉是實在人的標簽。我們彙合在一起，相互作了介紹，加了微信。
我沒有見到易延端的妻子，我也沒有問。他的大女兒和女婿帶著孩子來了，孩子還小，在繈褓之中。我想起了楊鬆樹的孩子，那女娃也快兩歲了。易延端女婿開了輛車，他們一家人坐一輛車，我還是坐盧一萍的車。兩輛車就向龍門山進發。半途，我們又停下來，等彭州的女詩人陳維錦，她要和我們一起去。
到了我當年被埋的地方，還是那些木屋，不見有人住，那年來時，住在木屋裏的那對老夫婦也不見了。空空蕩蕩的木屋，並沒有讓我看到什麼生氣，沒有人住的房子，都是沒有生命的，所有房子，都因為有人住，才有了活力，人是房子的食物。我被埋的那塊三角地還荒著，長滿了野草，開滿了黃色的山花，白色的蝴蝶還在飛舞。那些蝴蝶一直在，我也會一直來，直到我離開人世。我向朋友們講述當年被埋的情景，易延端作補充。幾乎每年來，我都要向和我一起來的朋友講述一遍，每講一遍，內心的不良情緒就會發泄一次，這對我心理的療傷很有裨益。每年的這個日子，我都會站在這裏，回憶那些黑暗的時刻，今年我沒有哭，不僅僅是有蔚藍的天空，也不是因為有朋友們陪伴，山還是同樣的山，水還的同樣的水，隻是死亡是氣息似乎被淡化了，那幾座墳已經遷移走了，我不知道遷去了哪裏，沒有人告訴我。但是我知道，他們沒有離開，那些蝴蝶就是他們的魂魄，他們還在聽我講話。九年，隻是一瞬間，隻是疼痛和恐懼被拉長，沒有人可以永生，記憶卻會留下來，我慶幸自己還有寫作和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