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她去商店買東西，一位售貨員認出了她，熱情地拉住她的手說：“你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把奧運會爭到手。”亞萍反問道：“你為什麼希望咱們申奧成功？”這位售貨員沒談什麼大道理，而是說了一句“大實話”：“我家住的是破房子，要是奧運申辦下來，我就能拆遷住新樓房了。”
亞萍非常看重這種平民的奧運情結。她覺得一位普通百姓，沒錢、沒勢、沒權，卻有著最普通、也是最實際的夢想，而這夢想，正是寄托於申辦的成功，寄托於為申辦工作的人們。她通過這個樸實而真切的故事告訴外國朋友們：在中國普通的民眾中，有著多麼深厚的奧運情結。
時光跨到2003年，正在劍橋攻讀博士的鄧亞萍又回來了，開始了在北京奧組委的工作。
原來，她在劍橋的導師彼德·紐倫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已經研究中國經濟30餘年，他深知2008年奧運會對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會有極高的經濟研究價值，他認為鄧亞萍回國，不僅能為祖國服務，也能為她的論文《2008年奧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收集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特例批準鄧亞萍回國邊工作、邊學習。
鄧亞萍所在的奧組委市場部，對辦好奧運起著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鄧亞萍麵對的又是全新的課題和挑戰。
從冠軍到官員，從勇者到智者，從運動健將到熟女，鄧亞萍正邁著自信的步伐，神采飛揚，走向未來。
具備冒險精神
1917年，凱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紐約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其母親格妮·尼恩斯特是德裔移民之女，曾任《紐約太陽報》的特約記者。父親尤金·梅尼是在美國出生的法裔猶太人，畢業於耶魯大學，有著猶太人特有的精明的生意頭腦和敏銳的經濟眼光。梅尼早年投資股票致富，中年以後曾在胡佛及羅斯福政府內任聯邦儲備局局長，晚年出任世界銀行第一總裁，是一位傑出的銀行家。1933年，在一次破產拍賣會上，梅尼通過中間人以82.5萬美元購下了《華盛頓郵報》，從此，這家當時影響並不很大的報紙便成為梅尼家族的資產。這樣的家庭背景，為凱瑟琳稱雄傳媒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凱瑟琳辦新聞企業，以冒險精神和勇敢果斷著稱，這集中地體現在奠定《華盛頓郵報》地位的兩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果斷決定刊登美國國防部的秘密文件。1971年，郵報記者弄到了五角大樓關於越戰的“絕密文件”，詳細地記錄了美國參與越南戰爭的真實情況。當時編輯、記者要求立即登載，而律師們卻堅決地反對。如果登載，就會冒兩大風險，一是正值公司股票上市的關鍵時刻，如果上市受阻，可能使3500萬美元的公募資金泡湯，同時，還涉及郵報公司在佛羅裏達州開辦兩家電視台的執照問題，而兩張執照的價值是1億美元。更主要的是，要冒著被指控犯間諜罪的風險。因為這一文件一刊登，五角大樓就可能反咬一口，指控郵報間諜罪，與政府硬碰，簡直是吃了豹子膽。然而，凱瑟琳將這些置之身外，拍板刊登。她回憶說：“當時又恐懼又緊張，在深呼吸了一口氣後，我對編輯說：‘去，去，去，登吧。’”刊登之後為當年的反戰浪潮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材料。
果不其然，美國政府以間諜罪將《華盛頓郵報》告上法庭，不過在政府與《華盛頓郵報》的較量中，最終司法部門裁定《華盛頓郵報》勝訴。這成為凱瑟琳新聞事業中的一個亮點，她是憑自己的正氣在司法訴訟大戰中戰勝美國政府的，憑借這件事情郵報在公眾心中的聲望得到了極大地提高。
第二件大事是曝光“水門事件”醜聞。1972年6月，5名男子因私自闖入水門飯店民主黨全國總部而被捕。當時絕大多數傳媒都沒有注意到此事的新聞價值，隻將其當作小新聞。而《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在凱瑟琳的支持下經過鍥而不舍的調查，發現了共和黨的尼克鬆政府在1972年總統競選中的非法活動：試圖在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器，破壞民主黨的競選活動。當時執政的尼克鬆政府為了掩蓋這一醜行，不斷向《華盛頓郵報》施壓，警告凱瑟琳不要“出風頭”。尼克鬆更親口向助手說：“我不會讓《華盛頓郵報》有好日子過。”而負責尼克鬆競選宣傳的約翰·米歇爾告訴負責“水門事件”報導的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如果郵報揭“水門事件”的老底，凱瑟琳是把她的乳頭往絞衣機裏放。那時米歇爾已是美國的司法部長，他控製著一筆秘密資金，用來收集民主黨的情報。就在這時不僅《華盛頓郵報》擁有的佛州電視台受阻，就連凱瑟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一位與白宮關係密切的友人警告她不要單獨行動，以避免危險。雖然麵臨著種種阻力和生命威脅，但凱瑟琳並沒有退卻，而是堅決支持郵報繼續追蹤這一醜聞的進展，不斷予以報導。“水門事件”的曝光，直接導致了尼克鬆總統下台，並奠定了郵報在美國的龍頭地位。《華盛頓郵報》在追查“水門事件”中的卓越表現與道德勇氣，實至名歸地榮獲普利策新聞獎的公共服務獎，凱瑟琳本人也獲兩項報業大獎，並成為“傑出報紙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