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為寫作辯護
在這樣一個疾速變滅的時代，一個人居然肯費四年時間寫一部小說，對於自己的這種行為，我真不好說什麼。書一旦完成，放下一年後看了看，但又覺得總有什麼要說。
這是長篇小說“曆史三部曲”《戈亂》《暗殺始皇帝》《長安》中的第二部，這三部書將是我的重要作品。我不可能把握書出版之後的命運以及它與讀者的機緣，我隻能在寫作過程中盡己所能。當從網上得知，一個深圳的打工者每工休日就趕往書城，他在博客上寫著與拙作相遇時的感受，“看著那本《戈亂》，心頭那個衝動啊，恨不得馬上甩出個老人頭，把她抱回家去。忍了又忍，總算沒伸出手，畢竟剩這麼點錢，還要吃飯，等哪天咱發達了，買它五百本回去，拿來鋪床。”這樣的感受讓我高興，也讓我難過，因為作為讀者，他發自內心地喜歡這部書。而對於作者來說，夫複何求！
“曆史三部曲”裏所寫的故事發生的時間分別是秦朝、唐朝和明朝，這三個朝代是中國曆史的大結點，也許僅僅是故事落在這三個點上來敘述，它才搭上了一般意義上的“曆史”。但“曆史”於我這樣一個小說寫作者，在客觀價值上僅僅是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概念而已，其他的事若要在小說中發生，那都是作家主觀意識的事，與死亡的曆史無關。
遷居滬上的詩人張春華兄在讀過“曆史三部曲”第一部《戈亂》後給我留言：《戈亂》的確是一部史詩化的巨作，劍、書法、馬、美女、武士、城、血、淫亂、死亡等。我回複道：這些關鍵詞是激活生命的符碼，物化的世界需要用狂美的不朽激情來洗禮。
如果硬要說我寫的是“曆史小說”，我當然讚同我魯院高研班的同學、寫過《舊宮殿》和《血朝廷》的祝勇兄的觀點：“我們不可能像姚雪垠、二月河那樣去寫曆史了。他們是隔岸觀火，而我們則企圖深入當事人的精神世界，不是寫事件，而是寫精神——既是他們的精神，也是寫作者自己的精神。”亦如我欣賞的《盲春秋》的作者、成都作家何大草所說：我們的寫作“就是以自己內心的生活去點燃過往的生活，讓它燃燒起來，使其豐富，有新的價值，這是我們今天特別需要的東西”，當然，還是那句話——或許這還不夠，我可能走得更遠，我以為在我的小說裏言及的“曆史”，或者有曆史這回事的話，它是貫通過去、今天與未來的走廊，至少是條通道，精神、氣息、感官、血肉相通，事件與人物都是預演、首演和周而複始地輪回演出。因為隻要是人在演，都離不開人性，逃脫不了人性的弱點，是這個決定曆史的本質，而絕非已發生的事件、紀年表以及考古的壇壇罐罐等。對於“曆史三部曲”的寫作界定，我在八年前《戈亂》出版的時候，就說過與何大草不久前所說的相似的話：我們不要說曆史小說，它就是小說。
無疑在當今文壇，我視山西的作家唐晉兄（他的傑作包括《鮫典》及《玄奘》）、成都何大草先生、北京的祝勇兄，是寫作精神上的同道者。也就是說，我們所寫的曆史小說，與常見的曆史小說是劃清了界限的，甚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