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總督既無權勢又無地位，卻仍然保留其位置，終於一切都陷入了混亂。總督被剝奪了統攬一切的權利，又被賦予幫助和監督議會的權力。好比是一個被免職的高官竟然有朝一日理解剝奪其官職的立法精神，並協助其實施。
同理，人們也是如此對付總督代理的。在他的旁邊，設立一個區議會取而代之，區議會接受省議會的引導，依據相同的原則進行管理。
我通過1787年的立法法案和省議會的各種記錄了解到一切，它表明議會從誕生那一刻起，就陷入了與總督的明爭暗鬥之中，總督們老謀深算，常常用他們強大的經驗讓繼任者手足無措。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一個區的議會在抱怨，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從總督手中把文件奪回來。在那裏，是總督在控訴區議會成員，說他們企圖剝奪法令賦予他的權利。他向大臣申訴，大臣常對此不作答複或支吾了事，這個問題不管於他還是於別人都是新問題。有時候，區議會作結論說，總督沒有認真履行職責，他建造的道路布局混亂且保養不力，他任憑所管轄的村落毀滅卻不聞不問。區議會常常被一些不熟悉的法律困擾，隻能四下裏征詢意見，猶豫不決。歐什省總督聲稱有權質疑省議會，雖然省議會授權公社自行征稅；省議會則斷言，關於這個問題，總督有權提出建議，卻無權下達命令，同時它又向法蘭西島省議會征詢。
這些互相指責和意見的交換過程，經常使得政府的工作進程極其緩慢，甚至停滯。在這個時候，公共生活看起來毫無保障。洛林省議會這樣說道：“事務停滯不前。”它的話正反映其他許多省議會的心聲，“所有心懷善意的公民都會感到悲傷。”
也有一些另外的情況，新的管理機構因過於勤勉和自信出現失誤。所有的一切都充滿了不安定和突發的熱情，因此他們試圖一舉而改變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屙，再不受那年長日久的嘲諷與謾罵。如今，其借口是他們的職責是監督村莊，他們試著自己管理事務，一句話，他們本想使一切改善，結果卻弄得一團糟。
假如我們願意冷靜地思考，在法國政府長期占據的重要位置，它牽涉的無數影響巨大的利益群體，他們或者依靠它或者需要它的合作。試想一下，個人是如何地依靠政府而不是自己去冒險取得成功，促進工業發展，維持生活，開辟和維修道路，維護安定，保障福利。如果能考慮到這些，人們定會明白，政府受損害將致使無數人自己受損。
新機構的缺陷在村莊比其他地方更顯而易見。在那裏，它不僅擾亂了各種權力之間的關係，又突然間改變了人們的相互位置，從而導致所有的階級互相敵視。
在1775年，蒂爾戈向國王建議在農村改革管理方式的時候，正如他親口對我們所說，他麵臨的最大麻煩是捐稅攤派的不平等。因為，在教區事務中，首要問題就涉及稅收的評定、征收、使用，人們的納稅方式也各異，有的還享有豁免權，因此如何才能把一個教區的人們全部召集起來討論這一問題，而後采取統一行動呢？每個教區都有免稅的貴族和教士、交部分稅額或者全免的農民，其他人是全額交納，就構成三個差異明顯的區域，每個區域都要自己的管理機構，問題的解決困難重重。
事實上，沒有哪個地方的捐稅能比農村如此的不平等、居民更分散。居民們分成獨立的集團，並且是相對敵對的集團。如果在村鎮設立一個集體管理機構和他們自己的自由政府，首要問題就是統一每個人繳納的稅額，縮小階級差異。
改革於1787年終於實施，而當時人們並不是這樣做的。在教區的內部，原有的等級劃分依然如故，稅收保持不平等，隻是管理機構的所有工作都移交給選舉團。這樣做就直接出現一些極其離奇的後果。
就選舉權而言，在選舉市政官的議會上，本堂神父和領主不能出席；因為他們是貴族和教士等級；這裏被選舉的官員應該是第三等級的代表。
然而，隻要市政委員會選舉成立，本堂神父和領主即自然成為在席成員，那是因為如果在教區把這兩類顯赫公民排除在外，顯然不合適。領主們盡管無權參加選舉，卻能主持會議，但不能參與決策。比如，在人們製定和攤派軍役稅時，本堂神父和領主也無權投票，他們不是都被免除交稅了嗎？同理，市政委員與人頭稅無關，這仍然需要總督，由其按特殊的方式作出決定。
市政委員會主席被孤立於他要領導的機構之外，因為人們擔心他在議會中發揮間接影響，從而對違背其他等級的利益，甚至他的佃戶的投票權亦被剝奪。通過在這個問題上的商討，省議會覺得這樣的要求很公正，且完全與原則一致。教區裏的其他貴族都不被允許參加平民市政員會，除非農民選舉他們，然後他們被提名，並標明他們隻代表第三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