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與將要被摧毀的舊製度結構混合在一起，因此很清楚，大革命在推翻舊的塵世政府的過程中必然地也要擾亂宗教。從那時開始，誰也說不出這些革命者的思想從宗教、習俗和法律對人們想象力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以後，這些革命者將做出什麼樣驚人的莽撞行為。
然而，隻要是認真研究過法國現狀的人就可以預見到，在法國，沒有哪種魯莽的行為沒有被嚐試過，沒有哪種暴力行為不被接受。
“什麼！”伯克在他的一本雄辯的小冊子裏叫喊著，“找不到一個人能為最小的教區抗辯，而且也找不到一個人願意替他人擔保。每個人都待在家中束手就擒，不管是因傾向王權主義、溫和主義，還是所有別的什麼東西。”伯克沒有意識到他所惋惜的君主製，曾在什麼樣條件下使我們不得不麵對新的統治者。舊政府剝奪了法國各階級的人民互相幫助的能力和願望。在大革命到來的時候，若想在法國找到十位能夠紀律嚴明的並肩作戰、保護自己的人，也是枉然。中央政府被認為能保護自己，在王室把中央政府交給有主權卻不負責任的議會時，這個曾經溫和的議會變得可怕起來，沒有什麼可以片刻地阻止或者延緩它的步伐。君主製消失以後，議會變得無所不能。
沒有哪個時期能像18世紀那樣，被廣泛提倡和徹底接受：宗教寬容、統治者溫和、人道甚至能稱得上仁慈。作為暴力精神最後流放地的戰爭權利也受到限製，而變得緩和。但是，在如此溫和改良的社會懷抱中，卻爆發一場野蠻的大革命。但是，溫和的改良並非假象；因為大革命的怒火稍微減弱，人們就發現同樣的溫和風尚就立刻席卷了法律界，進而滲透到一切政治習慣中去。
法國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就是，溫和的理論與暴力的行動之間的差別美。要是人們觀察到了，這場革命的根基是國家中最有教養的階級鋪墊的，由最粗魯和最野蠻的人們付諸實踐的，就不會對它的特征感到驚訝。因做鋪墊的階級人們相互孤立，達不成什麼共識，與人民也沒有聯係，因此，舊的政府一旦被摧毀，人民也立即掌握的領導權。在人民沒有自己掌權的地方，至少會向政府灌輸其思想。另外，如果我們考慮人民在舊政權統治下的生活方式，就很容易想象人民將如何做。
人們處境的特殊使他們具備諸多罕見的美德。人民很早就是自由人，擁有自己的土地，彼此獨立，不再依賴任何人，因而他們顯得有節製和自負。他們習慣了勞動，對生活中的享受很淡然，能忍受最大的痛苦，困難麵前堅定不移。他們是單純而剛強的種族，很快就成為歐洲最為強大的軍隊，橫掃歐洲大陸。同樣的原因使他們變成一個危險的主人。數世紀以來，他們獨自承受恥辱，過著被隔絕的生活，默默忍受著偏見、嫉妒、仇恨，殘酷命運使得他們冷酷無情，他們既能忍受一切，也能把這所有加之於人。
教會與將要被摧毀的舊製度結構混合在一起，因此很清楚，大革命在推翻舊的塵世政府的過程中必然地也要擾亂宗教。從那時開始，誰也說不出這些革命者的思想從宗教、習俗和法律對人們想象力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以後，這些革命者將做出什麼樣驚人的莽撞行為。
然而，隻要是認真研究過法國現狀的人就可以預見到，在法國，沒有哪種魯莽的行為沒有被嚐試過，沒有哪種暴力行為不被接受。
“什麼！”伯克在他的一本雄辯的小冊子裏叫喊著，“找不到一個人能為最小的教區抗辯，而且也找不到一個人願意替他人擔保。每個人都待在家中束手就擒，不管是因傾向王權主義、溫和主義，還是所有別的什麼東西。”伯克沒有意識到他所惋惜的君主製，曾在什麼樣條件下使我們不得不麵對新的統治者。舊政府剝奪了法國各階級的人民互相幫助的能力和願望。在大革命到來的時候，若想在法國找到十位能夠紀律嚴明的並肩作戰、保護自己的人，也是枉然。中央政府被認為能保護自己，在王室把中央政府交給有主權卻不負責任的議會時，這個曾經溫和的議會變得可怕起來，沒有什麼可以片刻地阻止或者延緩它的步伐。君主製消失以後，議會變得無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