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後者的一個證明，則是名相晏殊選擇富弼為婿，富弼後來為相時，則與時俱進般地選擇馮京為婿，這個馮京，家中幾無政治地位可言，但卻是不折不扣的豪門富戶。
宋代特殊婚姻景致：榜下捉婿
並不是所有的富戶都能攀上太師、宰相這樣的顯貴。但人富了，時間與空間也就不是障礙了，辦法也就多了。於是，每年春闈考試發榜的時候，在京城裏，在考生們出入的地方，專門有一個特殊的群體，目不轉睛地等著誰在接榜。這個群體中，主要茶商、鹽商等商賈之流。這在宋朝，有個特殊的名目：榜下捉婿，是宋朝僅有的尋婚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富人在榜下捉婿時，大多不考慮被選者的長相、家庭，而隻考慮其是否中了狀元、榜眼、探花。這些問題，早在這之前就已經考慮清楚了，或者說這是可被忽略。畢竟，一旦考入前三甲，就預示著此公下政途的不可限量。果如此，財富與權勢的結合，將昭示著一門新權貴的誕生。
作為宋代特有的經濟與政治尋租的婚姻現象，“榜下捉婿”在當時是非常亮麗的一道風景。“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於榜下捉婿。”《萍州可談》中的這段文字，記錄的是當時已經成長起來的一大勢力階層--富商階層選擇女婿的一個特殊景觀。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捉”字。不僅生動傳神，更重要的是，這個字反映了一種主動精神，一個財富階層通過與政治權力聯姻後，家族保值升值的企圖心。這個事例說明，日後影響中國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至少在宋朝就有了前兆。
在中國古代，一樁新興事物要流行起來，往往是要政治領袖或者意見領袖帶動下才可能興起。榜下捉婿這件事，帶頭即是最高權貴。宋仁宗當政後，擴大了科舉的範圍，榜下捉婿也是從這時起興盛起來的。馮京做了狀元後，外戚張堯佐即將馮請到家中，在送金帶時，也將女兒許了過去。不過，螳螂捕蟬，難免黃雀在後，宰相富弼也相中了馮京，結果馮京被捉入富門。
有了權貴們做捉婿的榜樣，富翁們也就蠢蠢欲動了。宋徽宗時，洪皓前腳剛被點中狀元，即有王、朱兩大權貴要攬他入婿。一些富商也紛紛加入這一行列，捉婿有時變成搶婿，大海商、鹽商、茶商都是捉搶的先鋒。
捉婿也有捉襟見肘的時候，而且每年隻有一次，時間與數量都有限，於是，財富階層與權貴階層選婿與擇妻的目光，很快由榜下跨越到庭前，開始在更為廣泛的層麵選婿。有意思的是，權貴階層在尋找富裕階層，富裕階層尋找權貴階層或潛在的權貴階層，開成了宋代婚姻的一大風景。當然，這道風景的區域是有嚴格的階層限製的。
投降宋王朝的吳越王錢俶(即杭州一帶供奉的財神爺)的兒子錢惟演，將妹妹嫁給了權貴劉美。劉美何人？宋真宗劉皇後之兄也(其實，在嫁給真宗前，劉皇後的親夫即劉美，劉皇後為避嫌讓前夫做了自己的哥哥。宋時婚姻開化，亦可由此觀之)，不折不扣的外戚顯貴。財神爺的女兒嫁給了最顯赫的權貴，是非常宋代的聯姻。
說起劉美，還要多說幾句。由於出身低微，劉美更願意長期在市井中廝混，使他得以非常便利且直觀地了解富豪們尤其是新富豪的動向。於是，與官場毫無瓜葛的馬季良成了劉美的女婿，令很多權貴層非常錯愕。其時，馬氏的茶葉生意正做得如火如荼，隻是很多人少關注而已。
宋仁宗時有件公案，折騰得滿城風雨。宰相晏殊推薦淩景陽出任館職，宋時館職與翰林差不多，是頂級級文化人的崗位。應該說，晏殊尊為宰相，文章詩詞也很了得，推薦的淩景陽肯定也不差，但淩景陽的出任資格還是受到質疑。其中，以諫官王素與文人領袖歐陽修的全力反對，理由是“結婚非類”。
何為非類？後來被披露出來了，淩景陽娶了當時開封(首都)最豪華酒店老板孫氏的女兒。非常有意思的是，淩景陽擔心自己年齡稍大，婚前瞞了5歲。婚後才知道，孫氏女膽子更大，整整瞞了10歲。
要不要同情一下這對夫妻？如果淩景陽不是出任那麼有爭議的職務，如果主張者不是歐陽修這樣的文壇領袖，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婚姻鬧劇了。
而對淩妻孫氏而言，大可以離婚再嫁。在大宋朝，富有而再嫁，是非常受歡迎的。即使不富有，再醮也並不是難事。潘巧雲嫁給楊雄，就是這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