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節觀在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並且被認同和讚許：
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桓十八年）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莊二十四年）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莊十四年）
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莊二十八年）
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莊三十二年）
夫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逾閾。（僖二十二年）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成九年）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定五年）
由上可見，春秋時期的貞節觀包含以下幾點：
其一，婚前男女有別，授受不親。在倡導“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的魯國，從貴族到平民的未嫁女都必須遵守嚴格的兩性隔離製度。比如觀看“雩祭”，女公子隻能在牆內，要與男子隔開，若是有牆外的男子與之交談、嬉戲，則是非禮，除了受到道德的譴責外，還會受到懲罰。“子般怒，使鞭之。”在楚國亦如此，楚王將嫁季羋，季羋認為“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男女授受不親，女子應該遠離男子，現在鍾建已經背過她了，所以必須嫁給他。
其二，婚後男女大防，嚴守貞節。“夫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逾閾”，夫人隻能身居內室之中，若有宗族以外的客人來拜訪做客，迎送不能出門；即使是與同宗族的兄弟相見，也隻能以門限為界，不敢逾越，否則就會被視為“非禮”。文薑在未嫁給魯桓公時便與其異父兄齊襄公私通，當魯桓公要帶著文薑與齊襄公盟會時，申繻以“男有室，女有家”來對婚外性關係的道德譴責，結果桓公不聽導致“文薑之亂”。可見當時已對已婚女子提出貞節的要求。在《詩經》中有三首詩歌刺文薑淫亂，亦體現出當時對已婚女性的性道德約束。“《敝笱》，刺文薑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薑，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薑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其三，從一而終、一女不事二夫。曹大為先生認為春秋時期女性“從一而終”觀念的真正形成是在中後期，童書業認為春秋時的人不可能有這種觀念，“此種‘一婦不事二夫’之觀念，起於春秋、戰國間個體家長製逐漸形成之時，而其前所未有者，即有，亦隻是微弱之萌芽狀態，觀《左傳》他文所記貴族男女關係可知”。其實不然。息媯對楚文王所言，其含義和動機固然有其特殊性，但這句話並非息媯獨創之語，應該有其深厚的婚姻倫理道德基礎，也可以說是從她口中道出了萬千追求真愛女性的心聲，從側麵也可感悟到當時人們對婚姻道德的評判和認知標準。弱小女子，伉儷情深，自己夫君為了懲罰蔡哀侯對她的無理，但最終因自己的美貌導致國破家亡的慘痛，被迫與殺夫之人同床共枕，哀歎出“縱弗能死，其又奚言”的悲歌，“縱弗能死”即“未亡人”。除了息媯自稱“未亡人”外，還有魯穆薑也自稱過。“未亡人”之義，朱熹在《詩集傳》中闡釋尤為精當，“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曰未亡人，亦言待死而已，不當複有他適之誌。”寡居女性自稱“未亡人”，說明在當時這種行為已經被認可、標榜，甚至提倡，是從一而終的實際表現。
春秋時期出現的貴族男女不正當關係，依據其身份地位，大致分為蒸、報、奔、私、誘、通、淫、亂等幾種情況。其中蒸和報為親屬之間名分上的亂倫，奔是未經媒聘而私自結合的婚姻，淫為男女之間的不正當私通關係，私、誘、通、亂是已婚女性不能堅守節操從而導致婚姻之外的兩性苟且行為。相比之下，《春秋》及三傳的闡釋充滿了對此醜行的批判，而對恪守貞節觀的女性卻大加褒揚。
在這種禮崩樂壞的時代，出現像宋共姬這樣女性尤為可貴。宋共姬嫁給宋共公後五年其夫卒，之後從未記載其與人私通等行徑，也未改嫁，而是默默恪守婦道寡居達三十多年之久。等到宮中失火，宋共姬本來可以避免，但仍固執嚴守夜間無人陪伴不下堂的婦道原則，以賢而殉火。此事，從表麵來看似乎宋共姬太過於刻板而不變通，其實這正是春秋時期“貞節觀”已經深入人們心中的體現。因此，宋共姬被燒死的消息傳到魯國，魯襄公派卿大夫叔弓，按照列國國君的喪禮規製，前去親自會葬、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