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到了上海，浮生的淞滬車又載了我顛簸傾蕩地跑了！更不知幾時走盡這浮生之路。
過了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來信，大略說：“音出月擬赴江西廬山金光明會參與道場，願手寫經文三百頁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文，舊有朱色不敷應用，願仁者集道侶數人，合贈英國製水彩顏料vermilion（朱紅）數瓶。”末又雲：“欲數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我與S先生等七八人買了八瓶Windsor Newton（溫澤·牛頓）製的水彩顏料，又添附了十張夾宣紙，即日寄去。又附言說：“師赴廬山，必道經上海，請預示動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他的回信是：“此次過上海恐不逗留，秋季歸來時再圖敘晤。”
後來我返故鄉石門，向母親講起了最近訪問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櫥內尋出他出家時送我的一包照片來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辮子的，有穿洋裝的，有扮《白水灘》裏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裏的馬克的，有作印度人裝束的，有穿禮服的，有古裝的，有留須穿馬褂的，有斷食十七日後的照相，有出家後僧裝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幾個商人的親戚都驚訝，有的說：“這人是無所不為的，將來一定要還俗。”有的說：“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次日，我把這包照片帶到上海來，給學園裏的同事們看。有許多人看了，問我：“他為什麼做和尚？”
暑假放了，我天天袒衣跣足，在過街樓上———所謂家裏寫意度日。友人W君新從日本回國，暫寓我家裏，在我的外室裏堆了零零星星好兒堆行李物件。
有一天早晨，我與W君正在吃牛乳，坐在藤椅上翻閱前天帶來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兩兒正在外室翻轉W君的柳條行李的蓋來坐船，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尚在尋問豐先生，其中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
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起初我略有些張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們上樓。自己快跑幾步，先到外室把P、T兩兒從他們的船中抱出，附耳說一句：“陌生人來了！”移開他們的船，讓出一條路，回頭請二法師入室，到過街樓去。我介紹了W君，請他們坐下，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弘一師起身走近我來，略放低聲音說：
“子愷，今天我們要在這裏吃午飯，不必多備菜，早一點好了。”
我答應著忙走出來，一麵差P兒到外邊去買汽水，一麵叮囑妻即刻備素菜，須於十一點鍾開飯。因為我曉得他們是過午不食的。記得有人告訴我說，有一次杭州有一個人在一個素館子裏辦了盛饌請弘一師午餐，陪客到齊已經一點鍾，弘一師隻吃了一點水果。今天此地離市又遠，隻得草草辦點了。我叮囑好了，回室，鄰居的友人L君、C君、D君，都已聞知了來求見。
今日何日？我夢想不到書架上這堆照片的主人公，竟來坐在這過街樓裏了！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來，抱住這和尚而叫“我們都是你的前身”吧！
我把它們捧了出來，送到弘一師麵前。他臉上顯出一種超然而虛空的笑容，興味津津地、一張一張地翻開來看，為大家說明，像說別人的事一樣。
D君問起他家庭的事。他說在天津還有阿哥、侄兒等；起初寫信去告訴他們要出家，他們複信說不讚成；後來再去信說，就沒有回信了。
W君是研究油畫的，曉得他是中國藝術界的先輩，拿出許多畫來，同他長談細說地論畫，他也有時首肯，有時表示意見。我記得弘傘師向來是隨俗的，弘一師往日的態度，比弘傘師謹嚴得多。此次卻非常的隨便，居然親自到我家裏來，又隨意談論世事。我覺得驚異得很！這想來是功夫深了的結果吧。
飯畢，還沒有到十二時。弘一師頗有談話的興味，弘傘師似也歡喜和人談話。寂靜的盛夏的午後，房間裏充滿著從窗外草地上反射進來的金黃的光，浸著圍坐談笑的四人———兩和尚，W與我，我恍惚間疑是夢境。
七歲的P兒從外室進來，靠在我身邊，咬著指甲向兩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師說她那雙眼生得距離很開，很是特別，他說：“蠻好看的！”又聽見我說她歡喜書畫，又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輪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當她側著頭，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時，弘一師不瞬目地注視她，一麵輕輕地對弘傘說：“你看，專心得很！”又轉向我說：“像現在這麼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報應的故事講給她聽。”我說：“殺生她本來是怕敢的。”弘一師讚好，就說：“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們周到。
話題轉到城南草堂超塵精舍，弘一師非常興奮，對我們說：
“我是很好的小說題材！我沒有空來記錄，你們可采作材料呢。”現在把我所聽到的記在下麵。
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於母親，曾一皺眉，搖著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從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一直到出家。”這屋的所有主許幻園是他的義兄，他與許氏兩家共居住在這屋裏，朝夕相過從。這時候他很享受了些天倫之樂與俊遊之趣。他講起他母親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有四十幾歲！”大家庭裏的一個庶出（？）的兒子，五歲上就沒有父親，現在生母又死了，喪母後的他，自然像遊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什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在日本時的他，聽說生活很講究，天才也各方麵都秀拔。他研究繪畫，音樂，均有相當的作品；又辦春柳劇社，自己演劇，又寫得一手好字，做出許多慷慨悲歌的詩詞文章。總算曾經盡量發揮過他的才華。後來回國，聽說曾任《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又當過幾個學校的重要教師。社會對他的待遇，一般地看來也算不得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種深的苦痛，所以說“母親死後到出家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而在城南草堂讀書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的永遠的思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