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很快同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建立了通訊聯係。
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改組大會。恩格斯參加了大會。大會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提議，決定把正義者同盟改名為共產主義同盟，並改了口號。口號由原來的“人人皆兄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同年10月，同盟中央委員會決定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因為當時同盟的不少支部中，宗派分子還很活躍。他們反對中央的綱領。所以同盟中央迫切希望馬克思能出席這次大會。
大會順利地舉行了，通過了新的共產主義同盟章程。比過去的章程有了很多的改進，這些改進無疑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結果。大會順利地舉行，從此共產主義者同盟作為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登上了曆史舞台。
共產主義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閉幕後，馬克思、恩格斯開始了一項新工作。這項新工作就是完成大會對他們的委托，起草一個公開發表的綱領。
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在倫敦出版了，是單行本，很快又經馬克思、恩格斯修訂出了新單行本。《宣言》好像一聲春雷，喚醒了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又像一盞明燈，照亮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共產黨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熱烈的歡迎。1848年它就被譯成法文、波蘭文、意大利文、丹麥文、佛來米文和瑞典文，後來被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廣泛傳播。
時刻關係革命
19世紀50年代，整個歐洲再次陷入了反動勢力的黑暗統治，舊秩序恢複了，舊製度重新運行起來。曆史的車輪似乎在向後倒轉。
由於革命的失敗，馬克思流亡到倫敦，度過了他一生中最艱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沒有人願意印，雖然從1851年起他開始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驅散籠罩著他整個家庭的陰雲。
住房問題耗去了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計更是他忙於應付的難題。為了全家能活下去，馬克思不得不從小店老板那裏賒欠肉、蛋、麵包和蔬菜。賒欠也不容易，無錢還債就很難再欠。全家有時一連幾個星期隻能吃豆子和麵包。有時連這種起碼的食物也很難找到。
馬克思經過艱苦認真的研究而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由燕妮最後抄寫完畢，卻不能寄走，因為身邊一分錢也沒有了。
然而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擊莫過於在幾年裏失去了3個孩子。1850年11月19日，剛滿周歲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維多患肺炎死了。燕妮為此悲痛欲絕。1852年，他們的小女兒弗蘭契斯卡也隻剛過了周歲生日就病死了。他們最疼愛的兒子埃德加爾也在這個時候被疾病折磨死了。
馬克思和燕妮幾乎承擔不了這種失去愛子的極端痛苦，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傾吐了自己的不幸：“親愛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滿了生氣，是家中的靈魂，他死了之後，家中自然完全虛空了，冷清了，簡直無法形容。我們怎能沒有這個孩子。我已經遭受過各種不幸，但是隻有現在我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從埋葬他那天起我頭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聽，也不能看。”
艱難的生活並沒有摧毀馬克思鋼鐵般的意誌。此時，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擔著他的全部憂愁。為了讓馬克思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安心地從事科學研究，燕妮總是一個人挑起生活重擔。
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恩格斯給了馬克思許多的幫助，他同馬克思一起戰鬥，同時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體現出無私的革命友誼。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厭惡的“鬼商業”打交道。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他心甘情願地給自己套上了這副可憎的枷鎖。
這期間恩格斯在經濟上給了馬克思一家無私的援助。開始時他隻能不定期地給馬克思寄去幾個英鎊，後來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彙款給馬克思，許多年後恩格斯成為“歐門——恩格斯”公司的股東，不斷把大筆款子寄往倫敦，使馬克思在最困難的時刻免於挨餓，在生活稍有改善時能更加安穩地工作。
馬克思對恩格斯的這種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深為感動和不安，他在信裏對恩格斯說：“我的良心經常像噩夢壓著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才讓它們荒廢。”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長期兩地分離，但這兩顆偉大的心卻息息相通。頻繁的通信是聯係他們的紐帶。在這20年間，他們來往書信有1300多封。這些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理論財富。
馬克思自從和恩格斯交往後，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沒有一篇不經過恩格斯閱讀就發表，沒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見就付印。
馬克思經常對恩格斯這樣說：“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但恩格斯認為“馬克思是人類的天才，而我們最多隻是能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友誼使他們在困難時期艱難地走了過來，他們為了共同的事業而不停地奮鬥。
革命不是一帆風順的，許多人經受不了困難而叛變脫離革命。有的悲觀，有的顯得十分急於成功。當時，革命進入了一個低潮時期。馬克思和他的戰友們對革命暫時受到挫折後的形勢作了客觀的科學的分析，他們既不氣餒退卻，也不盲動冒進，而是紮紮實實地做各種準備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
馬克思又把理論研究的工作提到首位，他暫時回到書房，繼續從事他早已開始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為完成經濟學中的偉大變革，為鍛煉未來鬥爭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頑強學習，刻苦鑽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