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糸希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
——《新唐書·文藝傳》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隻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了。
《文選》爛，秀才半。
——唐代諺語
（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複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舊唐書·曹憲傳》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類事之書，始於《皇覽》。
——宋王應麟《玉海》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出品中，隻占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瑤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卷、《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筆海》十卷。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了。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隻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別《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