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隻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了。特別是官修的占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出許多第一流人才來編了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創，也是很對的。沉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別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分相稱，自然覺得沉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辭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麵接觸了，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了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了。
……若製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隻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
——唐太宗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麵來說。一方麵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表；另一方麵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表；第三方麵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麵很難推出一個代表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幹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出一個特別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隻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唐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別人精，或是他堆砌的比別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出）。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麵的關係談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