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女兒，全副武裝的二個人都戴著雙層口罩，都戴著厚厚的眼鏡，都穿著臃腫的衣服。
的哥下車給我們開車門，他的超常規動作叫我感動，而他的話卻更讓我意外: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今晚給我開了彩……
怎麼啦?我問。
於是，的哥把上麵的那些事講給我聽。
北京這是怎麼啦？啊，大哥，你說這非典到底是怎麼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啊?他竟然哭了起來，哭得那麼傷心，車頭都有些在搖晃。
兄弟啊，你哪裏知道，我們還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曆程呀！我心裏這樣說，嘴上卻不敢對他說，因為他不知道我們一家三門剛剛經曆的一場劫難比他更加恐懼。
的哥將我們送到目的地後，一連向我說了三個謝謝，像是我們一家給了他什麼好處似的。
紅色的的士消失了，長長的街頭恢複了死一般的寂靜。
回到家，疲憊的女兒人睡了，妻子則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強度的消毐藥水在我們剛剛脫下的所有內外衣上噴灑著。而我怎麼也無法抑製波瀾激湧的心潮,獨自久久地站在窗台，舉目俯視和遠眺著眼前這個正在被SARS襲擊和摧殘的城市……
那刻，我發覺自己真的淚流滿麵。
那一刻，我突然聯想到廣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隊參加一場流血的戰爭時的情景。
此時彼時，我忽然發現眼前的5人！竟然會讓我感到比當年參戰時的那種心境更加恐懼。嗬，我明白了：與敵人拚殺的戰場上，我去死的可能就是我一個人，死了也會很光榮。可這工不一樣，它讓我看不到，它比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屬於自上，而是屬於我的家庭，屬於我的同事和單位，厲於周圍的環境，屬於這個城市，屬於看不見摸不宥的空氣！
望著女兒那張依然驚恐的睡容，我心頭無限淒蒼。
就在十個小時之前，當我居住的整個北京城人人都從中一位和大街上躲進自已的家時，人人都在關緊白家的門窗，以家為戰，消毒反擊，堵疾防魔時，剛因停課回家兩天複習準備高考的女兒在下午三四點時，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說她胸口難受。
怎麼啦？怎麼啦?那時，咳嗽對北京來說意味著什麼或者可能意味著什麼，大夥心頭是最擔心的。可我的女兒偏偏在北京最高峰的子裏出現丫這種症狀。
我和妻子手忙腳亂地讓她從書堆中躺到床頭，然後開始測量體溫……
37度5。第一次測量，就嚇了我們一跳。
沒事沒事。妻子和我嘴上這麼說，眼睛卻不敢看女兒。但我的餘光分明看到女兒那雙憂鬱的大眼睛在撲閃撲閃地看著我們。
妻子忙著翻箱倒祀找藥，而我則忙著打開電腦，上網尋找非典的特征。網上的非典谘詢上都這麼說:體溫在38度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陰影……
吃藥,繼續測量體溫。半小時一次。
下午4點半以後，女兒的體溫一直上升至38度，而且居高不下。
我難受，爸爸，我難受呀……女兒開始一邊咳嗽一邊哭泣著不停地這樣對我說。
女兒的每一聲叫喊和哭泣都揪著我的心。我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可惡的工竟然離我們這麼近！其至根本來不及設防，似乎設防也沒有任何用。
妻子守在床頭，負責測貴女兒的體溫，而我則不停地杏閱網上的非典知識，又不停地想操起電話谘詢非典熱線可這一項又不敢輕易使用，因為知道一曰廣暴露家中有38度高燒者，當時的情況下準會被視為非典患者。120急救車說不準馬上殲到家門口。
我不想這樣簡單地把女兒劃進SARS患者裏去。
我們全家誰都不想這樣簡犖地被劃進去。
然而我們三人內心都在緊張地想像著SARS可能已經襲擊我們家中的後果。
一個半小時,又一個半小時，再一個半小時女兒的體溫總在38度和37度9之間：每一次測溫,那體溫計剛剛取出，第一個搶肴看的是女兒本人，第二個是我，第三個妻子，我們總是你爭我搶地看，生怕誰看錯了。可結果還是一樣:女兒的高燒依舊不退。
是,還是不是？如果是，該怎麼樣？如果不是，誰能保證？是送醫院，還是不送?如果送醫院，要不是非典，不是自找被傳染的死路嗎？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誤時間會出大事怎麼辦？
我和妻子激烈地爭執著，每一次給女兒測歐體溫後，都會在另一個房間黽發生一番爭論，最後總是沒有結論一一因為我誰都不想輕易皆定女兒是患了非典，或者否定不是非典。
女兒其實什麼都聽到了，她不停的咳嗽和哭泣聲像重錘急鼓敲在了我和荽子的心頭。
我感到我要崩潰了。我甚至已經作好一切心理準備:假如女兒真被SARS傳染，被急救車拉走吋，我一定毫不猶豫地跳上車，一起與她走進病房，一起戰鬥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覺得什麼都可以不要了，我隻要比我生命更繭要的女兒！
女兒還在哭泣和叫喊。我無法在她床頭呆著，我的焦慮巳經使我失去了作為一個父親可以能夠克製的情緒一一我裝作若無其事地走下電梯，那時如果讓開電梯的人看出一點點異常情緒，你自己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別人可能就已經拔通120，讓救護車將你拉走廣。
我強忍若無其事的表情走出電梯，又走出大樓，我看看周闈沒有一個人，於是躲到台階的一側，然後無比痛苦地揚起頭，閉上眼，又合攏雙掌，默默地祈禱了三聲:老天，請你無論如何保佑我的女兒平安無事。
當我睜眼的那一瞬,眼淚早已蒙住了視線……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蒼天求助。
那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無能。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羞愧一一在平常的日子裏，我一直豎定地認為自己是個唯物論者，怛在親人的生命麵臨危急之時,我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意誌……
我的眼淚既為女兒的生命擔憂，也為我自己少有的脆弱羞愧。
啊,這就是SARS！它比槍林彈雨更殘酷且嚴峻地考驗著每一個人。
女兒的高燒不退,妻子的藥物治療不見顯效。我們一家三口需要作出選擇萬不得已的時候，所有的北京人都會采取先不告訴周圍和單位的做法而去尋求自我解救的辦法。
醫院是唯一可以選擇的地方，而醫院在那時是最危險最容易傳染SARS的地方。
我們不能不去了一一在尤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況下，隻能選擇去那個最危險的地方一往醫院走在那時等於是在死亡陣地上尋找一根救命稻草。
約深夜且時左右，我們一家三人全副武裝地走出家門一其實也就是戴上兩個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門後，好不容易打了一輛的士，還不敢對司機說:醫院，騙說問家到某某某地方下車。
車至醫院附近的一百多米處停下。我們下車時，正巧在一個工地邊，那兒有幾個民工在幹活，見我們的打扮,便猜測肯定又是非典，於是驚恐地退至一邊。
這些已經不是我們家人所考慮的事了。我們三人走進北大醫院，發燒門診大夫說還不能進去，剛消毒，得等一小時。
妻子悄悄對我說還是上普通急診去看吧，進發燒門診不等於接觸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會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亍是我們帶著女兒上了醫院一層的普通急診室。當走進急診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緊: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樓道裏一個個痛患，他們或是有人攙扶著，或是橫七豎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著……在這樣的地方，你不是非典也差不多會被傳染上！聽說中的可怕一幕此刻都在我的眼前。已人魔穴，焉能退之？
其實我自己巳經沒有什麼覺得怕的了。為了盡快給女兒診斷，我走在了眾多就診患者的前麵，想爭取早一分鍾讓民生會診我的女兒。
門診的醫生才是全副武裝，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麼叫防護服。那醫生穿的是罩式防護服，就像電焊工頭上戴的那種。她每會診一個病人就拿起消毐劑在空中噴射一次，一個十來平米的門診室，湧進排著長長隊伍的患者，我想不傳染隻能算是上帝開恩了吧一一我已經把自己列人SARS候選人。
排隊半個小時左右，醫生讓我女兒到另一個診室拍胸片。
妻子幫女兒在拍片宰解衣寬帶,我則忙前忙後交費掛號。
20分鍾後3片出來。沒事，肺部清晰。醫生遞過片子。
我們一家三人都不約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爺！
緊接下來是驗血。我讓女兒和妻子在遠遠的醫院外等著，而我則回到化驗室等著，一分鍾一分鍾地等著，因為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據之一。
25分鍾後，化驗單子出來。我趕緊出醫院交給妻子看，因為她懂。
沒事當過醫生的妻子這時恢複了她的掃信。
又一個沒事。那一刻，我的心一其實是我們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來。
上麵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們回家的路上遇見的……
第二天清晨，女兒的高燒已退。而我們的生活開始了新的內容:早晨起來，先是打開所有的1窗，再在所有的房間噴射消毒劑。特別是把手，要進行反複消毒。再在弓鄰拔的接觸地段，狠狠地噴射大量消毒液；吃飯時，相可監督誰沒洗手；出門時,檢奄口罩帶了沒有一一能
不出門的盡童不出。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車，也不能打的一一單位覓已經這樣明確規定了。有趣的是女兒一反常態，對還需上單位值班的我特別關心起來，隻要一進門，就先讓我站在門口，把鞋脫掉，再將外衣脫下擱到涼台。然後監督我到門口處的消毒液裏洗手，洗完後進串―屋的一隻同樣盛有消毐劑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後跟在我後麵，不停地朝我身上、頭上噴射由她媽配製的稀釋消毐劑——我呢，每每女兒這樣做時,都能自覺地配合。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這一年四五月間，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個樣。隻是我們一家比別人多了幾分緊張，因為我們全家都到過一次閔院。那時得非典的人在別人眼裏就是瘍神，而發高燒的人則幾乎都被視為非典患者對待，如果有人到過醫院則仿佛已被死神抱住了一一這也不能怪公眾有這樣的恐懼，因為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醫院被傳染的。事後我才知道，當晚我們全家去就醫的北大醫院，那幾天正處在非典患者就診的最高峰。24號人民民院被隔離後，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發燒疑似患者全郎湧到了北大醫院，由於定點醫院緊缺床位，那些已經確診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院觀察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隻能躺著等在門診室的走廊內外。那些日子垠，天天都是這個樣。西城作目的張震科長在我采訪他時這樣說。
我們一家是4月26日夜到的北大醫院,這不太懸了！那時我們雖然還不知道這樣的內情，何整天惶惶不吋終口。隻要誰咳嗽一下，馬上被家庭中的另外兩人內定為非典，並且不得在一米之內的距離接近。事實上全家人在一起生活，這種防範作用等於零，但必須這樣做。為了以防萬一，我們三口人輪流值班，組成家庭抗非戰鬥小組。妻子負責後勤保障，買菜做菜一別小看這，在當時這是最危險的任務，因為菜市場是唯一人多的地方，買菜被視為僅次於上醫院的最艱巨工作。我的任務是收集有關SARS的知識一那時關於SARS的介紹和防治SARS的知識鋪大蓋地，滿肚界都是，可似乎又一樣用不上。每發現一種新的防治方法，我便會用電腦打印出來供全家學習。但後來發現要學的東西太多，女兒和妻子幹脆整天對著電視學。女兒還要複習功課,她是抗非小組的紀檢書記，隨時隨地、每時每刻檢驗全家抗非措施的落實和執行情況。我深深感到，打親身經曆發燒過程後，女兒對的警惕性比誰都高，是處在全天候的一級戰備狀態。
數曰後，我們全家安然無恙，逃過一劫。那種心境使我有可能將精力和因光從自己的家庭轉叫外麵的世界。
此時的北京城巳經完全發生變化了。
國難當頭成了許多官員和民眾的口頭語。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盧。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市民們的心頭不時在哼著這悲壯的國歌。
那時北京城裏的空氣是凝重的，人們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相互之間看不清對方的表情口罩將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壓在心頭。某君向朋友發一條短訊，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內，轉遍全市。
某某時間要封城了！
某某夜間要飛機噴藥,請關好你家的門窗!
謠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傳播的。人們雖然小太相信有些危言聳聽的短訊，但采取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