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讓直隸省內文化大繁榮，曾國藩首先從思想作風上入手，上任總督之後幾個月之內，改革力度大得驚人，關於文教方麵，更是不遺餘力，並編寫了《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教育建設之綱領性文件。此文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七月初所作，主旨是分析燕趙地區文化特征以及文學、學術發展之曆史考量，並指出其風格與當今發展路徑，其中稱“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受此風影響深遠，人才輩出，史上有楊忠湣、趙忠毅、鹿忠節、孫征君諸賢哲，他們風格不同，卻都以“豪俠之風”著稱於世，今之士林，亦好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風。最後，曾國藩將“豪俠之風”與“儒家之道”緊密地聯係到一起，稱“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今俠道所倡導之“薄視財力”、“忘己濟物”、“輕死重氣”等皆為不悖聖賢之道。曾國藩得出總結：因此，直隸尊學重道，易於他處，學生們當樹立信心，成就一省質名望，複興燕趙之文風，甚至，曾國藩還給出如何致力用學之途徑，可謂一應俱全，盡善盡美。
早年，曾國藩已形成自己的一套學術風格，此間，便是拿出應用，實是簡易。在京為官後期，他曾撰寫《綿綿穆穆之室日記》，出見其學術之功力，今又創作綱領性文件《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可謂一氣嗬成，樹立學術風格已成熟。曾國藩乃安徽桐城文派之繼承人，屬代表人物，是該文派“正統”前輩姚鼐之真傳，並將其學術發揚光大，進而進行突破性研究，即在其學術三項——義理、考核、文章中再加一項“經濟”。“經濟”即是“經世濟用”之學問，可見曾國藩學術風格及特點，主要是講究實用，傳承實在、為國為民，切實給社稷、國家、百姓實惠，在政治上為人民謀福祉，等等。
就此四學中，曾國藩尤其注重“義理”。他認為，熟通義理，亦能達到經世濟用之功，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因此，曾國藩反複強調，直隸學子們應以學習“義理”為首要，“以立誌為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諸君子者為之表”，稱次些人精文史百家，學問深厚，辨思敏捷，是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可見，曾國藩要求學子們可載不同流派，但最終結果隻有一個，那就是用於實際，此為殊途同歸之理。曾國藩認為，隻能士子們認真學習先人，深入研究，奮發圖強，幾年之內必能出現“體用兼備”之能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
積極的引導已做得相當完備，剩下的就是學子們的表現了，但就實際而論，曾國藩對直隸之學風很失望，多次稱直隸“學風樸陋”，不能獨當一麵。到明年赴天津處理教案時，他撰寫了一篇《諭天津士民》之文章，其中稱直隸一帶有“任俠之風”、“剛勁之氣”，有很多大才奇才，若能善用之，則正道興盛，國家安定；若誤用之，則事端百出，生靈塗炭。曾國藩對直隸這個燕趙之地常有“慷慨悲歌”，表達了一種正反兩麵的使用觀點。《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旨在勸導直隸學子們認真學習，走上儒家正統大道，並著意將他們往“良好世風”上引導。
曾國藩於直隸開始了他多年渴望實現的“文人儒士”之抱負，並樹立一代文學風範，此為不遺餘力之舉措，而在教育親屬子侄方麵，曾國藩更是狠抓不懈，試圖讓曾家世世代代傳承習風，永世享受文章、富貴與尊榮。針對家庭教育，曾國藩主要分為為學與立德兩方麵，並使兩者產生一定的聯係，從而實現“經世濟用”之目標。
就本身而論，曾國藩身體日漸衰微，公務纏身，心神交瘁，但他每日堅持學習、讀書、寫文章，此為雷打不動之功課，即使是右眼失明之情形之下，依然夜以繼日地讀書、寫字，精神可嘉。在曾氏家族中，曾國藩之為人、做事、治學是一個典範，親屬子侄們更是刻苦學習文學、練習文法、研究經史。曾國藩對他們嚴加管教，特別是兒子曾紀澤、曾紀鴻倆人，更是嚴厲督促。在直隸總督之任上，曾國藩將身邊的曾紀鴻管教得服服帖帖，每日二更時分，“課兒背書”。此事在曾國藩日記中處處可見。對曾紀澤的督促，亦如此，日記中更能見其人之嚴厲，尤以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正月至三月的日記中見之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