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曾國藩要求長子曾紀澤赴京參加蔭考。兒子謹遵父命，遂出發上京。四月十六日淩晨，曾國藩突然出現中風的嚴重症狀，站在室內，頭昏目眩，立即躺下，頓覺腳足朝天，床若旋轉，心不能支持，反複者四次，終於不能起床。此症狀持續了三哥時辰，從寅正至辰末。曾紀澤驚恐不安，而曾國藩卻書信告訴他，不必擔心，須專心上京，參加蔭考，若五月上半月開考，可於京中等候時日，認真複習，力求一第。後來，蔭考於四月二十五日進行，三日之後，曾紀澤即接到上諭，“加恩以員外郎分部行走”。曾國藩於當天日記中記載，“應得主事而賞員外，此莫大之天恩也”。其實，蔭考本身就是一種官宦弟子獲得功名之捷徑，與其說曾紀澤學習刻苦，考試順利，不如說是曾國藩之名望與地位造就。
事實上，曾紀澤在學習上的確有一定造詣，甚至顯出特色來。他並不拘泥於舊學循途，力求創新創造，講究新意，除繼承傳統國學之外，對西學也產生濃厚興趣，有誌專重。當年六月，他向父親曾國藩表達了這樣一番心跡：“男近年每思，學問之道，因者難傳，而造者易名，將來欲摒棄一二年工夫，專學西語西文。學之既成，取其不傳之秘書，而悉譯其精華，察其各國強弱情偽而離合之，此於詞章經濟，似皆有益也。”曾國藩學術思想開明，雖對戲謔不甚了了，但對兒子苦學西學之心境，很是理解，並不阻攔，甚至背後一個勁地鼓勵。後來，曾紀澤在外語，曾紀鴻在數學方麵有所造詣，於曾國藩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在修身養性方麵，曾國藩亦給兒輩們莫大的關懷教育，且行之於日常，時時刻刻保持言傳身教的狀態，就是遠離相隔，亦有書信來往，督促教育。後來，曾國藩離開直隸，赴天津處理教案時，自覺得此次行動凶多吉少，是件九死一生的差事。曾國藩認為大難就在眼前，甚至抱著“難逃一死”的悲觀態度。為了能讓曾家書香永繼，曾國藩寫了一篇長篇大論，寄於曾紀澤，要求他日日修養，時時養性，不可辜負祖宗之厚望，曾家之門楣。其核心內容是：“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幹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為此，他還書寫詩詞，啟發子孫，保持修身之身性。
曾國藩於直隸總督之職時並不長，旋被朝廷調回兩江總督之位上。此時，他日趨病老，力不能支，眼看自己大去之日不遠，又書信一封，以為一種遺訓，其中提到修身四條：“一曰慎獨則安心”；“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針對“慎獨”，曾國藩一生中反複強調，論述多有精到，此時曾國凎將其與養心結合起來，實為又一大創新。所謂“慎獨”，即是能甘於寂寞，謹慎做事。此段做到，可“對天地質鬼神”，心即可寬平而豁達。“主敬”，是曾國藩一向的修身之道，與強身健體聯係起來，心身貫通結合，其功夫在於“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稱如果世間人無多寡之分，事無大小之別，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則身體受不了，更談不上強身健體了。“求仁”，此為孔聖人一再強調之儒家風範，到曾國藩這，則與“悅人”連為一體。“習勞”，即是一種勤快作風，不慵懶，必能神清氣爽，豁達待人。曾國藩於遲暮之年寫下此教條，是要子孫能弘揚曾氏之家風，樹立一代名門之風範。
曾國藩對子弟的教育理論頗多，不僅止於此四項，早在鹹豐末年，他就曾總結過教育子弟的“八本”、“三致祥”訣，內容簡潔，讀起來朗朗上口，易於記憶。“八本”即為“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其中，“三致祥”為：“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此時口訣簡單明了，隻看一遍便能深解其意。此是曾國藩善於總結、提煉、寫作之功夫分不開。其中詩意濃鬱，文學感強，行文富有美感，韻味十足，為曾國藩教育子弟之代表。可見，曾國藩在家庭教育方麵做得盡善盡美，甚至是完美無缺，值得我們學習、借鑒。